三镜鉴千秋唐太宗与魏徵

魏徵的武绩平平，大唐立国平定天下的功劳簿上不曾有他的耀眼勋略。在开始追随李世民之前，他唯一可以拿出来提上一笔的不过是在武德初招降了李世勣……

魏徵的相貌也实在称不上令人心旷神怡，至少那位被后世传颂至今的圣明天子就曾经公开嘲笑过他那著名的山羊鼻子……

唐代的秘书省，实际上是一个分管国家档案资料重要文件的机构，其对国家大政虽然没有直接的干预权，却也是直接接触政府中枢工作的重要职能部门。魏徵在秘书监的位子上工作了三年左右，贞观六年，他受唐太宗敕命检校侍中（即暂时行使侍中的职权），从此正式成为门下省的长官，名副其实的宰相。

士人当以天下为己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这就是魏徵的政治理念。

魏徵，就是一个坚信自己有这种权利的传统士人。

皇帝和大臣仅仅是分工上的不同，在天下人面前，我们是平等的！

所以，当作为山东宣慰使臣的魏徵不避嫌疑毫不犹豫便将两名东宫旧属开罪释放全不顾自己“东宫旧人”的身份的时候，当作为谏议大夫的魏徵瞪着眼睛直着脖子将唾沫星子溅到唐太宗脸上去的时候，当作为宰相的魏徵公然拒绝在皇帝的诏书上副署的时候，他的心中，大概不曾有过一丝一毫对皇帝至高无上权威的恐惧，所有的，仅仅是一份对天下事尽职尽责的使命感。

封建社会，君主为四方之主，臣下为天下之仆。然而中国的士人可以做天下的仆从，却决不甘心做皇室的奴隶。治理天下使万民乐道，不仅仅是君主一个人的职责，同样是天下士人贤士的使命。天子与士人的关系，是主辅关系而非主奴关系。协助天子治理好国家，是古代士人当仁不让的职责。

唐太宗也畏惧魏徵，有那只被活生生憋死在袖筒里的可怜鸟儿的冤魂作证。然而这种畏惧并非是对一种更加强大的权力和势力的畏惧，而是一种对道德的畏惧，对因犯下错误而即将遭受到的批评的畏惧。贞观朝的政治特色之一，便是天下人都知道，皇帝做事也分对错，皇帝做错了事情，也要像小学生一样接受老师严厉的批评和教育。贞观朝的大臣们，对于质疑皇帝所作所为的正确性报以极高的热忱，因为这是公认的对天下有利的大义之举。

这个故事今天看起来有很多令人难于理解的地方，如果说李世民因此而认为魏徵是一个忠心事主的“忠臣”而留用他，那么魏徵的履历已经明明白白表明了他绝非一个“忠臣”，聪明绝顶的李世民为何连这点浅显的道理都看不透？如果说李世民当时这么做是为了笼络朝臣安定人心，那么到了后来人心已经安定朝局已然稳固，他又为什么非要对如此一个毫无忠诚和节操可言的老夫子委以宰相重任？如果说魏徵真的对太子李建成的被害始终耿耿于怀，为何又在后来的十七年当中尽心竭力协助李世民励精图治铸造了垂范千秋的贞观之治？

笔者认为，魏徵的心中，没有君，只有天下。

贞观时期实际上是一个名臣辈出的年代，无论是号称“房谋杜断”的房玄龄和杜如晦，还是出将入相的一代战神李靖，又或者是与唐太宗总角相交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的长孙无忌，都堪称一代旷古绝今的名相。然而最终在史书上与李世民相伴而成为贞观之治君臣表率的，却是那个喋喋不休地规劝太宗直言犯上的“谏臣”魏徵。其实我们早应该想到，在这个奇怪的事实背后，真相绝非某某某是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有道明君如此简单。

他是贞观之治的护法真神。

所以我们说，贞观年间的魏徵，绝不仅仅是个“谏臣”，其对政府乃至整个大唐天下的影响力远比同时代的另外几个著名宰相为大。李世民时期的宰相里，在影响力上唯一能够与魏徵相提并论的是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的长孙无忌，此人虽然在贞观年间基本赋闲，但在涉及国家根本大政乃至社稷承嗣这样的事情上的作用是魏徵远不能比的。尽管如此，魏徵仍然是贞观名臣榜上的第一人，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却颇为耐人寻味。

其实从李世民重新划定三省分工又阙置尚书令之职虚而不授这两点来看，李世民本人对于自先汉以来屡屡对皇权造成倾覆性威胁的相权其实也抱有极强烈的警惕性，这种警惕性甚至绝不比隋文帝杨坚要来得少。所不同的是，杨坚是采取压制相权甚至完全废黜相权（相位阙置）的方式来杜绝宰相染指最高权力，而李世民则完全不同，他是采取分化相权的方式来避免相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

他是胸怀天下的乱世豪杰，是腹藏经纬的治世名臣，是明慧若愚的智者，是权重一时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