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镜鉴千秋唐太宗与魏徵

可以说这是一种对仕途的热衷，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对生命的眷恋，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对仕途的热衷还是对生命的眷恋，都不足以解释唐太宗对其的信任和重用。

贞观十七年正月，司空特进知门下省事太子太师郑国公魏徵病逝，贞观二十三年五月，贞观天子李世民病逝，贞观之治，便这样随着两个即将相伴千秋的历史名人的离去落下了帷幕。

作茧自缚，作法自毙，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一代圣君胸中狂啸……

那么，魏徵究竟凭借什么打动了李世民，又是凭什么征服了后世如此多的士人呢？

魏徵在后来的李唐皇室储位之争当中选择了太子李建成，将战功赫赫声望勋业如日中天的天策上将军弃如敝屣，李建成在李密问题上手上不曾染血大概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参考因素。

历代名相甚至权相，无一不是手握决策行政大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凌迫于君权之上令皇帝都有所畏惧有所猜忌的宰相。然而贞观一朝二十几位宰相当中，在历史上留下最显赫声名的却是那个整天在皇帝耳边絮絮叨叨这也不许那也不行的魏老头。如果有人说汉武帝一朝最著名的宰相是汲黯，所有人都会当笑话来听；然而若说贞观朝最著名的宰相是魏徵，恐怕异议者的声音就会低八度——毕竟史书上就是这么记载的。魏徵成为贞观名相群体的表率，是那个时代所独有的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两千多年君权专制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健康表征之一。

在笔者看来，李世民是否信任魏徵这个命题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没有任何探讨的价值。

在天下人的利益面前，君主有选择臣子的权利，臣子同样也有选择君主的权利。

李世民登基之后，擢升魏徵为门下省的“谏议大夫”，这是一个真正的谏官职务，担任这个职务的官员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对皇帝的施政和个人言行发表意见，事无论大小，皆可言是非，说起来有点类似后世的御史言官。这也是后世的绝大多数人将魏徵视为“谏臣”的根本原因。然而实际上，他的这个“谏议大夫”是以尚书右丞的本官兼任的，尚书右丞是个四品官，负责在相当于大唐中央政府的尚书省当值，上面仅有左右仆射两名领导。这是一个需要按照制度在政府中枢值班处理日常事务的职务，这个职务所负责的工作也件件关乎国家的大政方针，因此在作为“谏议大夫”向皇帝谏言并非魏徵的主要工作，仅仅是一份“兼职”而已，而且魏徵担任这个职务的时间实际上并不很长，贞观三年，他便被皇帝拔擢为秘书监，并被允许“参与朝政”。

笔者以为，魏徵劝说李建成杀害李世民，这件事实的背后，恐怕有着另外一层意义。

魏徵的耿直也好，魏徵的“忠贞”也罢，其实都不是其以一个“谏臣”身份跻身千古名相行列的真正原因，在这个倔犟中透着几缕睿智的老夫子那坚固如钢的意志背后，实际上有着极为强势的制度性因素在发挥作用。自古谏官多如牛毛，敢于犯颜直谏批龙麟者亦不在少数，为何独独一个魏老夫子成就了其千秋令名？

魏徵劝说李建成尽快杀掉李世民，很可能也有赶紧解决掉这个麻烦，将朝廷的注意力转回到正常的工作上来的意思。

两者争论的信任与否，实际上本无所谓什么意义。对于唐太宗而言，魏徵存在的意义即不是“亲朋故旧”也不是“能臣干吏”。这两个人除了在“求天下大治万民乐道”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以外，在其他方面差异都相当大。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杨广本人未必没有成为一个圣明君主的潜力，他本人并不缺乏治理国家和进行军事斗争的经验，其资质也堪称上乘。然而这个皇帝的这些先天性优势在他接掌国家之后却因为缺少必要的制约而逐渐走向了反面。在古代，宰相作为政府的最高领袖，其地位是十分尊崇的，其权力也是受到体制本身的保护的，除非极端特殊的情况发生，否则君主不能对宰相的施政作过多的干预；而在隋唐以前，宰相一职往往由在天下士族当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某个大族的族长或重要成员担任，这从另一方面确保了宰相的权力基础。然而这种权力模式在经过历代王朝扩张君权收束相权的不懈努力和隋文帝翻天覆地般的政治体制改革后被基本解构了。所以，当隋炀帝杨广开始推行他那异想天开却又劳民伤财的军国大计的时候，政权内部根本没有一个能够对其权力形成有效制约的机制和士大夫群体。

在魏徵所追随过的四位主人当中，其中三位都是很不幸的短命鬼，只有李世民与他君臣始终。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史书的记录中实际上看不到魏徵“背主”投靠别人的恶劣形迹，在他投靠别人的时候，他的旧主人往往已经死掉了。

如果有人问究竟什么是贞观，贞者正也，观者鉴也。贞观，就是一双持正不阿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后世：她是清明政治的化身，默默地映照出后世帝王将相们的倾轧纷争；她是和谐社会的灯塔，静静地俯瞰着未来社会的凄惨动荡。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众生面前，统治者们必须谦卑，必须敬畏。他们只有将自己置于始终受到监督受到制约的政治理念和文化氛围之下，才能确保自己的地位，才能换来社会的稳定，才能迎取天下的大治。

其实，这个原因我们完全可以从隋唐时期乃至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背景中找到。

李世民时期的三省六部制，是运行机制相对健全分工合作相对明晰的一种政治体制。这位旷古绝今的封建统治者采取降低宰相资格门槛的模式来分化相权。前面我们已经叙述过，按照定制，国家拥有六名名副其实的宰相，而李世民又通过“参知政事”等等诸如此类的名义使得宰相的群体更加广泛，在贞观年间的朝堂上，十几位宰相共议国家大政的局面并不罕见。在众多宰相当中，地位最高的左右仆射也仅仅是从二品的官秩，至于中书令和侍中，衔仅正三品，更不必说那些非正式的宰相了。这种群相制的好处在于，决策权由多人掌控，而最终的拟旨、封驳、执行大权分属三省，他们相互制约相互牵扯，不仅仅在决策流程上更加科学更不容易出纰漏，也同时杜绝了宰相独秉朝政成为权臣威胁君权的可能。

魏徵生逢隋末唐初天下板荡豪杰纷起的大时代，前前后后追随了四位出身学识秉性各异的主君，他的经历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而这样一个人物能够在那之后的几百年中被树立成士大夫阶层的楷模，起码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那个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普遍认为对国家（天下）的贡献远远高过对君主个人的忠诚。魏徵在拜相之后曾经十分坦率地对唐太宗说过这样一句话：“良臣不仅自己声名卓著，而且君主也能饮誉四海，连他们的子孙也都能传承不变。忠臣可就不同了，他们面折朝廷触犯天子，结果遭到杀戮，而他们的君主也落了个昏君的坏名声，最后还要国破家亡，只留下忠实的空名。人人都做谨小慎微的君子，国家的兴旺就难以保障，所以我宁愿做陛下的良臣，不愿做陛下的忠臣。”

魏徵从不以自己身为“三姓家奴”为耻，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那个时代的士人，实际上根本不屑于以此为耻。

李世民登基后不久，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朝廷重臣参与到国家大事的讨论中来，给一些亲信大臣加上了诸如“参与朝政”“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平章国计”之类的不同名义，允许他们进入政事堂列席宰相会议并对军国大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因此魏徵所担任的秘书监一职虽然不是真正的宰相，却可以“参与朝政”的名义进入政事堂参加宰相会议。这些不同的名号发展到唐末宋初，逐渐形成了统一的规制，例如宋代的“参知政事”一职，就是事实上的副宰相。笔者以为，魏徵拜相的时间，不应该从他被任命为侍中的贞观六年五月算起，而应该自他以秘书监参与朝政的贞观三年算起。

恶意地猜想如下：贞观某年某月某日，太宗皇帝陛下与魏宰相发生了较大争执，皇帝龙颜大怒，拍案而起曰：“天下究竟是偶家的还是侬家的？这一回偶偏偏不听侬的！”魏宰相默然长揖、捋髯、转身、开步走……用一根草绳拴在腰间的门下省公章随着宰相大人的鸭子步悠然晃动，当真是说不尽的轻松，道不完的悠闲，一旁的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苦着一张老脸谏言道：“陛下不纳魏徵之言，其必不肯在敕书上签字画押盖公章摁手印，门下印鉴阙位，叫尚书省如何奉敕？”

这一年的正月，满朝文武从三省六部到九寺十二卫都惶惶不安，一方面因为做了十七年储君的太子李承乾的储位摇摇欲坠，另一方面则因为当朝宰相郑国公魏徵眼疾发作病入弥留，贞观之治的护法韦陀即将撒手人寰……

这一点，历事四主的魏徵不可能不明白，在隋末唐初十八路反王间辗转杀戮通过血腥的军事政变登上皇帝宝座的李世民更不可能不明白。

但是，这种建立在个人自律基础上的制约毕竟不是制度性的制约，能够因人而兴，自然也就能够因人而废。隋文帝的继任者隋炀帝杨广恰恰是一个天分颇高然而自制能力却奇差无比的国家领袖，这位皇帝在位期间，连续搞了一场经济角度的大跃进和一场军事层面的大冒险，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将原本已经开始进入良性循环的国家局面破坏殆尽。

魏徵在玄武门之变后得到了大唐家族企业新任董事长的赏识，但是这位从个人履历上看性情稍显急躁的新老板却并未直接任命他做宰相，而是任命他做了正七品的太子詹事主簿。这个职务隶属东宫系统，本身无论品级还是实权本来都微不足道，然而对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至八月的魏徵而言，这确是一个在事实上权重一时的重要职务。

贞观朝有着众臣议政畅所欲言的开放式政治氛围，也涌现出了如戴胄、张玄素，王珪等等一大批敢于指着皇帝的鼻子尖放胆痛骂的诤臣谏臣。在这个独特的历史现象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内涵。在那个时代，隋炀帝因为独断专行拒绝臣属的谏言劝告而导致国亡身死的残酷现实无情地揭示了君权独治体制的弊端，这一点最终成为了大唐贞观君臣整体的共识，也最终奠定了二十三年贞观之治的政治基础。

在中国的历史上，魏徵是个耳熟能详的人物，他和唐太宗李世民之间的故事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一直被帝王将相们视作君臣际遇的典范楷模。信奉忠孝节义的儒家传人们似乎有意忽视了此人前后历事李密、窦建德、李建成、李世民四主的个人履历，仅仅因为这个人的名字和彪炳千秋的贞观之治紧紧联在一起。

次年三月，李世民正式拜魏徵为侍中。贞观十一年，魏徵以眼疾辞相，李世民不许，虽然免去了他的侍中一职，却敕令他以特进“知门下省事”。也就是说，从贞观六年五月到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徵病逝，这位以良臣自诩的大臣掌管门下省整整十年零八个月，而且在此期间有六年零三个月时间是由他一人独任门下省的长官。

如果说魏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一面镜子，那么这面镜子当中所映射出的，恰恰是唐太宗自己。在魏徵这面“镜子”里面站立着的，是一个与李世民本人绝对平等的存在。唐太宗将魏徵比喻为一面可以使自己“明得失”的镜子，实际上就是默认了魏徵所代表的那种最原始的平等观念，那种中国古代士大夫身上所独有的人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