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镜鉴千秋唐太宗与魏徵
所以唐太宗与魏徵之间的关系，并非寻常的“君臣从属关系”，也不是略显平等的“亦师亦友”关系。这两个人之间，实际上是一种默契的“同志关系”。
魏徵是一个出身世家的知识分子，其家世虽称不上十分显赫，却也绝不能算低贱。
那么魏徵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如果把贞观政府比作一辆汽车，李世民就是这辆汽车的油门，而魏徵就是那紧急关头能够救命的刹车。
其实说起来，唐太宗这个皇帝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被后世人敬仰尊崇的一代明君，并不是李世民本人的能力比之其他的封建帝王要强出多少倍（起码在勤政这一点上，他就明显比不上隋文帝杨坚），而是因为他比别人多了那么几分作为君主的自知之明。
也就是说在魏徵的眼睛里，李氏兄弟之间的兄弟情分也好，李唐皇室之间的皇权争夺也罢，都不应该对整个国家的国计民生产生影响。
也难怪后世的君王们很难理解唐太宗与魏徵之间的关系，这种古怪的君臣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皇帝人为地在朝堂之上树立起一个对立面，而且赋予重权，为的就是要这个人时时刻刻警醒刻板地指出自己的过失，且不给自己留半分颜面。无怪乎史家言三代之下最贤不过唐太宗，能够具备这种远见卓识的君主，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凤毛麟角的。
魏徵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士族门阀制度正在逐步走向没落衰败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传统的门阀政治体制正在逐步走向解体，沿用了八百多年的三公九卿制度亟待变革。在两晋南北朝时代鼎盛一时的士族与皇室共治天下的局面正在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独裁者，他不仅彻底废除了自先汉以来皇帝拥有天下宰相开府治理天下的宫府分离制度，还创造性地奠定了影响中国799年的三省六部制的基础。
魏徵与唐太宗的私人交情平平，他们之间的那点“缘分”恰恰是在武德末年的储位之争当中，身为东宫僚属的魏徵极力劝说太子李建成先下手为强除掉秦王李世民……
唐代初年的尚书、门下、中书三省，有着极为明确的职能分工。所谓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
奉而行之，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国家政策性文件由拟定到审核通过再到付诸实施的规范流程。在三省当中，中书省的职能是按照皇帝的意见或者政事堂和议的决议草拟诏书；门下省的职能则是对中书省拟就的诏书进行审核，若无异议则副署通过，若有异议则将诏书发回重拟；而原本在三省当中权力最大地位最尊崇的尚书省的职能被死死限定在了“执行”两个字上。
大业年间的隋朝，就是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将一个庞大的帝国彻底拖入了万丈深渊。
可以说，唐太宗贞观年间门下省的这三项主要职能，无一不与国家的终极权力息息相关。皇帝下发给朝廷六部的诏书要经过门下省的审核，由侍中在诏书上副署用印之后才能正式生效，也就是说，在魏徵独掌门下省大权的六年零三个月期间，只要他不同意诏书的内容，就可以拒绝副署，而没有他的副署用印，李世民的诏书就不过是一张不能生效的废纸罢了。如果门下省的官员在审核过程当中认为诏书内容不妥，可以在诏书上直接进行涂改，并将涂改完的诏书发回中书省，这个流程叫做“涂归”。
后世对魏徵的评价很多，而且绝大多数都是褒扬赞美之词，很少有人去揭他“三姓家奴”的短，即使是思想相对保守秉性方正志虑忠纯的司马光，在写的时候似乎也下意识地忘却了这一点。大概是在古代士大夫眼里，抓住一个贞观名臣的历史问题小辫子大做文章是一种很不厚道的行为吧！
他可以数度背叛他的主人，因为他心里唯一的主人是天下；他可以劝谏自己的主人杀掉亲生弟弟，因为这样做对天下有利；他可以在自己的主人死后第一时间就投靠主人的弟弟，因为主人虽然死了，天下却还在。在魏徵眼睛里，天下没有任何个人可以或者说有资格获得他的全身心效忠。
在贞观年初，初秉国政的李世民雄心勃勃，既要使国家富强，又要消除严重的外来威胁。而在此之前一直作为军事统帅在外领兵打仗的李世民很难说这时候已经具备了治理国家和处置琐碎的民政事务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新的贞观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决策机制和政治理念，就变得举足轻重了。
贞观十七年正月，新年伊始，太极宫（唐代皇城）外的御道上冰雪未消，往来的中使内侍相望于道。他们是奉了大唐皇帝李世民的敕令往一个人的家中送东西的。他们送的东西种类繁杂样式各异，从决明子（一种可以明目的中药）、枸杞、菊花、人参等各类药材补品到炙鹿尾、炖酒鸭、烧子鹅等膳食，几乎无所不包，这些东西都是送到同一个人的家中去的，皇帝每隔不到两刻便会想起一两样东西，便会差遣内官将东西送到此人的家中去，天子不嫌厌烦，这些侍臣自然也不敢懈怠抱怨。实际上，他们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据说堂堂朝廷千牛卫中郎将李安俨将军更加倒霉，他奉了皇帝的敕令，夜夜宿在这个人家中，以方便随时将此人的状况向皇帝进行汇报。
魏徵担任的“秘书监”虽然名义上也是内廷六省之一的秘书省的长官，但是实际品秩只有四品，地位也远不能与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可比，按照制度，他是没有资格进入政事堂与宰相们共议国家大政的。然而幸好他遇到的是一个在制度创新方面花样层出不穷的老板，轻轻一道敕令，不费吹灰之力便解决了这个难题。
所以如果我们因为“四易其主”问题而否定魏徵是个“忠臣”，论据实际上并不充分。有人说忠臣的定义是方孝孺那种在斧钺之下梗着脖子高叫“成王死，其子尚在”的偏执型学究，对这种说法，起码我不能认同。
这位在中国历史上以勤政著称的皇帝不仅仅要做隋朝这个家族式企业的董事长，还要亲自兼任总经理职务，将天下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合二为一。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这种创举需要超凡的勇气和勤勉，事实上，这位从骨子里排斥相权对皇权的制约的皇帝是一位自我约束能力极为强悍的统治者，在他统治中国的几十年间，天下由分崩离析的南北对峙局面逐步走向统一，由民生凋敝的困境逐步走向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的盛世。杨坚不需要任何来自外界的制约和限制，因为他的自制力超乎常人不同凡响。
贞观朝名臣辈出，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房玄龄、杜如晦，两朝重臣、《唐律疏议》的执笔人长孙无忌，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李靖，白身入京布衣拜相的马周，无一不是一时之人杰。然而李世民却都没有用他们来执掌这条拦截索，至于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如果非要列举一个原因的话，我们只能说，大概李世民觉得他们都不合适。
所以在李建成死后，他毫不矫情地投靠了这位前太子的敌人，并且一如既往地一丝不苟地认认真真地为这位新老板打工。
于是李世民释然，不仅没有杀他，还留他在身边做了詹事主簿。
武德末年太子秦王兄弟争储，历时长达三年时间。在此时间段内，满朝文武或倾向于太子或倾向于秦王，而作为皇帝的李渊也在两个继承人之间摇摆不定。这件事情在连续几年的时间内成为了举国关注的重心。而天下大战方息，鼓励农耕恢复生产这样的国家大事却始终未能成为朝野注视的焦点。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年，对民生国计的影响应当是颇为严重的。事实上，就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前后的那段时间里，全国各地发生了罕见的自然灾害，而以李世民为首的大唐朝廷为了处置这场大灾花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一贯心高气傲以军事见长的李世民甚至不得不在武德九年八月坐视入侵长安的突厥骑兵撤回草原。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说清这件事情和武德末年的兄弟争位之间的联系，但是若说一点关系也没有，纵然我们能够相信，当时身处斗争漩涡当中的魏徵等人也一定是不信的。
李世民知道魏徵想要什么，魏徵也了解李世民为什么要用自己。
当然，在一个君权社会里，这种原始的平等观念的存在仅仅依赖于士人的传统和门阀的社会地位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二者说的都不无道理，从人情世理而言，李世民对魏徵的信任不应该超过对长孙无忌和房玄龄杜如晦的信任，但是李世民如果真的猜忌魏徵，又怎么会将制约自己的大权赋予这个东宫旧人？
魏徵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目睹了杨坚是如何通过削弱相权从而大权独揽，他也目睹了杨广是如何因为缺乏有效的制约从而国灭身死。可以说，这位未来的贞观名相的人生经历了隋朝由乱世而盛世，再由盛世而乱世的全过程。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判定这些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动荡究竟给这位出身河北巨鹿的传统士人带来多么大的思想震撼，但是我们可以确认，在魏徵来到长安并被李世民简拔到身边任职后，他对这位千古圣君的种种几乎不近人情的“高标准严要求”恐怕并非是无的放矢。
隋末炀帝无道，天下板荡，魏徵以河北大族子弟的身份追随李密，从法理的角度是“从贼”。如果说他的父亲当年不肯出仕隋朝是对北齐皇室尽忠，那么魏徵在大业末年到贞观初年先后追随李密、窦建德、李建成、李世民等不同的君主，他又是在对谁尽忠呢？
虽然在防止相权威胁君权的问题上李世民与杨坚的思路大体一致，但在治理天下的理念上，两个人却是大相径庭。杨坚从骨子里不信任自己的大臣，他唯一相信的只有自己，对臣属的猜忌丝毫不亚于后世一些著名的独裁君主。而李世民却认为，皇帝本人的能力再强，对于治理偌大一个国家而言也是远远不够的。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绝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天下可以为李姓一家所有，却绝不可为李姓一家所治。实际上，在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几十位君主将近八百年的统治期内，这种认识在皇权内部是普遍存在的。统治者们也并非全都是自大狂，绝大多数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此这期间虽然不断地有政权更迭，不断地有权臣篡位，统治者们却还是要依靠宰相所领导的政府来统治天下。并非是统治者们不想自己一个人来操控大权，就像后世的一些著名独裁君主一样，而是以他们的能力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