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镜鉴千秋唐太宗与魏徵

三 镜鉴千秋——唐太宗与魏徵

也正因为此，门阀世家和士人的力量才会渐渐崛起，并逐渐在两晋时期成为一股可以主宰天下兴亡的政治力量。其实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君主需要通过大大小小各级官吏来治理国家，而这些官吏必须具备相应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在那个没有学校，读书成本相对高昂的年代，只有这些门阀世家的子弟读得起书，具备比较高的文化素养，在科举制度兴起之前，统治者们实际上是别无选择的。

最终掌握这条拦截索的人是魏徵。

魏徵，是个无君无父之人。

实际上，古代的封建帝王虽说在加强君权和排斥相权的问题上大同小异，却并不代表这些统治者不需要世族阶层或者士大夫阶层来协助自己治理天下。而魏徵所持有的这种最原始的平等观念之所以能够在那个时代被广泛承认并能够传承到后世，与唐太宗李世民对这种观念的认同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实际上贞观时期的门下省职能远远比“封驳”二字要宽泛得多，笔者归纳了一下，门下省的主要职能可以列为以下三项：第一，对中书省所草拟诏书的审核、封驳及颁行；第二，对尚书省六部所奏事的审驳；第三，掌管皇帝御宝。

这就是贞观，李世民与魏徵的时代。

魏徵正是这样一个秉持着“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理念的传统士人。生逢乱世，豪杰当对天下尽忠，而统治天下的君主，却是可以选择的。

玄武门之变后，秦王府的将士将魏徵绑缚到李世民面前，李世民责问他：“你为什么要劝太子杀掉我，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唐代东宫在太子三师三少以下直接为皇储服务的机构是太子詹事府，其最高领导是正三品的太子詹事。而太子詹事主簿，实际上就是太子詹事在文案方面的专职助理，也可以理解为太子詹事府的办公室主任，所有与太子相关的文件都由其保管甚至直接处理。这是一个类似储君的机要秘书的职务。而在魏徵任职之时，恰逢李世民刚刚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掉了原太子李建成，匆匆就任储君之位，武德皇帝李渊还没有正式退位。从李世民当上太子到李渊正式退位，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李世民是以太子的身份总揽国家的军政大权，行使的实际上是皇帝的职权。因此魏徵这个太子詹事主簿所接触的所有工作，几乎桩桩件件与军国大事息息相关。

后来的人们对魏徵的了解，大体是从他“犯颜直谏”这个角度进行的。其实说魏徵是个“谏臣”，大体也不算错，他确实曾经做过“谏议大夫”这个官职，也确确实实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七年中毫不间断地行使着向皇帝直言相谏的权利，然而如果仅凭这两点就将魏徵定义为一个“谏臣”，却是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了。

也正是在这种政治理念的作用下，魏徵的那种近乎无礼的平等观念才能为李世民所认同和接受。这并不是说唐太宗是一个具备古代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的皇帝，只不过在李世民看来，以魏徵为代表的士人阶层身上这种令人不快的特征对于李唐王朝的统治是有利的。当然，如果这种平等意识有一天真正威胁到了唐室的统治地位，李世民也一样会反过手来用强硬手段予以镇压。然而幸运的是，在李世民作为皇帝统治中国的二十三年当中，这种危机似乎从未出现过。

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知识分子。

李世民身处的时代与魏徵相同，他们同样经历了隋朝由强盛迅速转向衰落乃至王国的动荡时期，缺乏相权制衡的君权给天下带来的危害姑且不论，隋炀帝横死扬州的凄惨结局无疑更令李唐的统治者们悚然心惊。李世民本人就出身关陇世阀之家，世族士人的政治理念也曾经是他自己家族的政治理念，而他又清楚地看到了与这种政治理念背道而驰的可怕后果，那么他在登基之后采取皇帝垂拱君臣共治的政治理念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魏徵这个“三姓家奴”，和吕布这种人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魏徵所追随的第一位主公就是李密，李密投唐后很快就被不那么厚道的李氏父子设局砍掉了脑袋，写史书的人写到这里只记得那位领兵在外一面向唐室效忠一面为故主李密发丧的李世勣，却往往忽视了那个亲自动笔为李密撰写碑文并且在碑文当中满含悲愤含沙射影地指斥李唐朝廷屈杀忠臣的古板文人，而此人，不巧正是未来的帝国宰相魏徵。

大概因为“隋炀帝情节”的存在，使得年轻的新皇帝变得异常谦虚谨慎，他不仅允许鼓励大臣在朝堂上指出他的错误，还制定了一套以“五花判事”为核心的决策流程，不惜以降低决策效率来保证国家大政方针的谨慎出台。隋文帝分三省六部，虽然名义上也赋予了门下省相应的制约职权，但却从未让这一职权真正变为现实过。李世民却实实在在强化了这一省权，因为他意识到，这是能够避免国家出现“乱政”的最后一道拦截索，一旦这道拦截索失效，国家就失去了安定和发展的保障。

然而这道拦截索毕竟是死的，需要一个能够尽职尽责的人来掌握。

读史者往往爱争论李世民是否真正信任魏徵的问题。有人认为终唐太宗一生，对魏徵都尊崇备至信任有加，依据是根据史书记载对于魏徵的谏言李世民几乎无有不纳；有人认为李世民对魏徵的信任从不曾超过秦府心腹出身的房杜长孙，理由是直至魏徵病故李世民都未曾让他染指尚书省的行政系统，他这个“宰相”十几年间一直是在门下省内打转转。

魏徵一生四易其主，从“忠臣不事二主”角度而言，其作为儒门士人的忠贞和节操实际上并不堪论，也难怪他口口声声不愿做忠臣，实际上以他的履历而言，也根本做不成忠臣。

中国古代其实一直存在两种治国理念，一种是所谓的“乾纲独断”，也就是君主自己一个人决定所有大政方针，宰相和大臣只是备为咨询顾问的参谋和幕僚，这种模式，我们可以简称其为“独治”模式，典型的例子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及清朝自康熙以后的几位著名皇帝；而另外一种模式就是所谓的“垂拱而治”，即皇帝不能独自决定国家的大政方

针，宰相和大臣不仅仅拥有执行权，同时还可以以协助皇帝决策的名义与皇帝分享决策权，这种模式我们可以简称其为君臣“共治”模式，典型的例子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贞观年的宰相是有定额的，按照国家的官职，只有尚书、门下，中书三省的长官才算作真宰相。在这三省当中，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由于唐太宗以前自己担任过，在他即位以后就不再授予大臣。尚书省以两名副长官左右仆射为长；而门下省的长官定制是两名，称作侍中；中书省的长官定制也是两名，称作中书令。也就是说，在唐朝初年，百官只有担任了尚书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这几个职务当中的一个，才算真的做了宰相。当时为了方便三省长官在一起讨论国家大政，皇帝专门在皇城内的门下省开辟了一间专用会议室，称作“政事堂”。由于有资格进入政事堂讨论军国大事的只有三省的六名长官，而这六名长官都是实际上的宰相，这里便理所当然地被默认为宰相议政之所。

魏徵的学问一般，他不曾有脍炙人口的诗文传世，也不曾如长孙无忌般制定过一部《唐律疏议》，唯一勉强可以用来充数的就是一部由他主持编纂的《隋书》，篇幅大概可以列入二十四史当中最短的几部之内。作为一个文人，魏徵并没有超凡脱俗横溢飞流的才华。

皇帝陛下闻言，痴呆呆思忖半晌，如同泄了气的皮球般委顿在席上……

魏徵毫不畏惧地回答他说：“如果前太子听从了我的劝说，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

在魏徵的身上，我们永远看不到臣子对君王的奴颜婢膝，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那种远比忠贞的节操更为可贵的东西，那是一种最原始的平等观念。

魏徵死后，满怀伤感的唐太宗李世民对贞观名相房玄龄说了一句这样的话：“用铜来做镜子，可以扶正人的衣冠；用历史来做镜子，可以了解朝代的兴替原因；用人来做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如今魏徵死了，我损失了一面镜子啊！”（上思徵不已，谓梁公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这是一种超越了尊卑礼仪的关系，是两个杰出人物之间惺惺相惜的战友情谊。如果说在大业武德年间的李世民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之间的关系是战场上的战友关系，那么贞观年间李世民与魏徵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治国上的战友关系。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共同为了一个目标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努力，不是“同志关系”又是什么？如果说李世民是大唐这支军队的总司令，那么魏徵，就是这支军队的总政委。

在贞观年之前，三省六部制度的核心是统管六部无所不总的尚书省，在贞观年之后，自裴炎担任宰相开始，中书省逐渐成为中央三省的核心。而在李世民当政期间，总揽文件上承下达并且掌握封驳审核大权的门下省才是大唐朝廷核心中的核心，门下省的地位实际上已经隐隐凌驾于尚书、中书两省之上，而门下省的长官，也就成为了事实上的大唐帝国首相。

可以说，隋朝的灭亡不是偶然，当皇权接管了政府对国家的管理权，而皇权本身又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正常行使这种管理权的时候，出现在这个国家当中的将是一种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隋末十八路反王蜂起的现实，恰恰是隋文帝大规模强化皇权独裁政治的必然结果。隋文帝的改革彻底解构了作为中央政权核心组成部分的相权，实际上反而大大弱化了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力和运作效率，从而导致了地方执政官员成为了实际上的一方诸侯。这一点在杨坚时代并未完全体现出来，皇帝用其自身出色的决策能力和运作效率掩盖了这一点，然而当杨坚在大兴宫中阖然长逝之后，天下的局面就开始向着另外一个方向悄然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