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我下了决心之后的遭遇

“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什么意思啊，”炉匠说，“竟然围着我兄弟的丝绸围巾？拿过来！”他一下子就把我的围巾扯了下来，抛给那个女人。

女人突然大声笑了起来，好像觉得这是在开玩笑，又把围巾抛回给我，还像刚才那样轻轻地点了点头，做出了“走！”的口型。然后，我还没有来得及遵嘱咐行事，炉匠就又把围巾从我手里夺了回去，动作很粗鲁，把我像一片羽毛一样推开了。他把围巾松松垮垮地围在自己脖子上，转身冲着那个女人骂了起来，把她打得趴在地上。我永远都忘不了，只见她四脚朝天倒在硬邦邦的地面上，躺在那儿，帽子掉了，尘土把头发弄成了白色。我也永远忘不了：当我从远处回头看时，男人在前面走着，她坐在小道上，那是路旁的一个斜坡，用披肩的一角擦拭着脸上的血迹。

这次遭遇使我受到了惊吓，以至于后来每当看见凡是有这一类人过来时，我都会转过身，寻找到一个藏身之地，躲在那儿直到看不见为止，而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弄得我的进程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是，在这种困境下，如同我旅途中遇到其他任何困境一样，我似乎都会想象出我出生之前母亲青春年少时的形象，以来支持我、引导我。那个形象一直伴随着我。我在啤酒花丛中睡觉的时候，那个形象就在那儿陪着我。到了早晨我开始步行时，也陪伴着我。它整天都出现在我的前面。从那以后，我总会把它同坎特伯雷洒满阳光的街道联系在一起，那街道就像是在暖融融的阳光下昏昏欲睡，同那儿的种种景致联系在一起——古老的房舍和城门，庄严肃穆的灰色天主教堂，教堂的尖顶盘旋着白嘴鸦。最后，我终于到达了多佛尔附近空旷荒凉的丘陵地带。这时候，母亲的形象使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从而减轻了眼前的景致给我带来的凄凉寂寞之感。从我逃离伦敦踏上旅途已经第六天了，到达了旅程的第一个大目标，我向着那座城镇进发。实际上在这期间，母亲的形象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但是后来，说起来不可思议，我脚穿破鞋，浑身尘土，皮肤晒得黝黑，衣衫单薄，置身于自己梦寐以求的地方时，母亲的形象突然像是在梦境中一样消失了。我茫然若失，神情沮丧。

我首先在船工们中打听姨奶奶的消息，但得到的说法多种多样。有人说，她住在南福尔兰灯塔附近，正因如此，毛发都被烤焦了。有人说，她被困在港外的大航标处，要等潮水半涨半落的时候才能去看她。还有人说，她因为拐了小孩，被关在梅德斯通的监狱里了。还有人说，上次刮大风时，有人看见她骑着一把扫帚，飞到加来去了。我随后到马车夫中去打听。他们同样也是插科打诨、毫无敬意。至于那些开店铺的，一见到我一副邋遢的样子，还没听到我要说什么，就众口一词地回答，他们不知道我要打听的情况。我觉得自己现在痛苦悲凉、孤寂无援，程度甚于出逃之后的任何时段。身上的钱全花光了，没有任何物品可以变卖了。我饥肠辘辘，口渴难忍，精疲力竭。我离自己旅途的终点同待在伦敦时一样遥远。

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在打听情况当中消磨掉了。我在市场附近拐角处一家空店铺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心里筹划着是否到提过的另外一些地方去转转。就在这时，一个车夫驾着马车过来了，一件马衣掉了下来。我把马衣捡起来交给他时，从他脸上看出他性情和善，这给了我鼓励，于是问他能否告诉我特罗特伍德小姐住在何处。尽管我反复提这个问题，这时却几乎说不出口。

“特罗特伍德？”车夫说，“让我想想。我也听说过这个名字，是个老太太吧？”

“是的，”我说，“有点儿老。”

“腰板儿直挺挺的，对不对？”他说话时，自己也直了直身子。

“是的，”我说，“我想可能是这样的。”

“拎个手提包？”他问，“一个能装很多东西的包，对不对？——脾气挺倔的，说话很直，对不对？”

我承认他形容得准确无误，可一颗心不由得沉了下来。

“那行啦，我告诉你吧，”他说，“你往那边去，”他用鞭子指着前面的高坡，“一直往前走，一直走到临大海的几幢房子，我想，你到那儿就可以打听到她了。我看她不会给你什么东西的，所以我给你一个便士吧。”

我充满着感激之情接过了礼物，并用它买了一块面包，一边走，一边吃，朝那位朋友指的方向走。走了很远，也没有看见他所说的房子。最后，看到面前有了房子，于是走了过去，进了一家小店铺（就是那种我们在家时通常叫的杂货铺），询问店铺里的人，能不能行行好，告诉我特罗特伍德小姐住的地方。我问的是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男人，他在给一个年轻女子称大米，但那个女的以为我是在问她，立刻就转过身来了。

“你是问我家小姐吗？”她说，“你找她有什么事，孩子？”

“对不起，我想要，”我回答，“对她说话。”

“你是想求她帮忙吧。”姑娘回答。

“不是，”我说，“确实不是。”但我突然想起，自己到这儿来真实目的也不是别的呀，便缄口不言，显得很尴尬，感觉到自己脸都红了。

我从她的言谈中猜测，她是我姨奶奶的仆人。她把大米搁到一只小篮子里后往外面走时，对我说，如果我想要知道特罗特伍德小姐住在什么地方，可以跟她走。这是我求之不得的承诺，不过此时我诚惶诚恐、激动不已，双脚都发颤了。我跟着年轻女子走，很快就来到了一幢整洁小巧的住房前，房子装有令人赏心悦目的凸肚窗，前面有个四方小院花园，里面有铺着碎石的小径，经过精心的打理，花草茂盛、馨香四溢。

“这就是特罗特伍德小姐的家，”年轻女子说，“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只能说这么多。”说完这话，她便匆忙进了屋，仿佛是要推卸掉把我领到这儿来的责任。我站在花园的栅栏门旁，神态忧郁，越过栅栏上方朝着客厅的窗户张望，窗户的细布窗帘半开半掩着，窗台上有一扇绿色的圆形屏风，或者是把扇子，屋里有一张小桌子和一把大椅子。我不禁想到，说不定这时我姨奶奶在那儿正襟危坐。

我鞋子的状况到此时已惨不忍睹，鞋底一块块地脱落了，鞋帮上的皮也破裂了，整个鞋子根本不成形状了。帽子（同时兼作睡帽）也扁平打皱了，即使到垃圾堆里找个缺柄的破汤锅同它摆在一起，也根本用不着自惭形秽。衬衣和裤子上沾满了汗水、露水、草茎和肯特郡的泥土，因为我在地上睡过——此外还破烂不堪——所以我立在院门口的时候，可能会把花园里的鸟儿吓跑。打从我离开伦敦之后，我的头发就没有梳理过。我的脸、脖子和手由于不习惯风吹日晒，全都变成了紫褐色。我从头到脚全是白垩和尘土，好像是刚从石灰窑里钻出来的。我这么一副。我这么一副样子狼狈不堪，又对自己这个模样感到很不安，所以我有自知之明，等待着把自己介绍给我令人望而生畏的姨奶奶，同时又给她留下这么个第一印象。

过了一会儿，客厅的窗户旁边依旧静谧无声，我据此推断，她不在那儿，于是把视线移向客厅上面的窗户，结果看到了一位头发灰白的绅士，面色红润、面目和善。他怪模怪样地闭着一只眼睛，朝我点了几次头，又总是冲着我摇头，哈哈笑着，走开了。

我在这之前本来就心里惴惴不安，而看到他那种意料之外的举动，更加感到不安了，就在我正要溜到一旁，想想自己该怎么办才好时，从屋里出来一位女士，帽子上系了条手帕，手上戴着花园里干活儿时的手套，胸前挂了个在园子里用的大口袋，就跟收税人用的围裙一样，手上还拿了一把大刀。我一看便知，她就是贝齐小姐，因为她从屋子里昂首阔步走出来的样子，跟我可怜的母亲常常描述她昂首阔步走进布兰德斯通乌鸦巢花园时的情形，完全一样。

“走开！”贝齐小姐说着，一边摇着头，一边挥动手中的刀，远远地做出砍劈的动作，“走开！不许男孩子到这儿来！”

她昂首阔步地走到花园的一个角落，在那儿挖着什么小东西的根，我提心吊胆地看着她。这时候，我虽没有了半点儿勇气，但仍孤注一掷，蹑手蹑脚地进去，站在她身边，用手指碰了碰她。

“对不起，小姐。”我开口说。

她吃了一惊，抬起了头看了看。

“对不起，姨奶奶！”

“呃？”贝齐小姐惊叫了起来，语调我从未听到过。

“对不起，姨奶奶，我是您的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