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我开始独自谋生，但并不喜欢

“米考伯先生眼下的困难简直快要把人压垮了，”米考伯太太说，“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渡过难关。我在家里同爸爸妈妈共同生活时，从来就不知道我现在说的‘困难’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不过经历之后就明白了——正如爸爸常说过的那样。”

我不确定，米考伯先生曾当过海军军官，这究竟是米考伯太太告诉我的，还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我只知道自己至今都坚信不疑，他确实在海军里面待过一段时间，但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他现在走街串巷，替众多形形色色的商行招揽生意，但是，恐怕收入甚微甚至没有。

“如果米考伯先生的债主们不肯给他放宽时限，”米考伯太太说，“那他们就得自己承担后果了，他们越早把这事提出仲裁越好。从石头里是榨不出血来的，眼下从米考伯先生身上同样也榨不出任何东西（更不用说诉讼费了）。”

我一直就没能弄明白，是我过早地自食其力使得米考伯太太无法判断我的年龄，还是她一门心思想的就是这个话题，所以要是没有别的什么倾诉的对象，她就对着自己的双胞胎婴儿说呢。反正她从一开始就这么连珠炮地说着，然后在我同她来往期间一直都喋喋不休。

可怜的米考伯太太啊！她说自己曾经努力过，而我毫不怀疑她是努力过。在临街那扇门的正中间，赫然挂着块铜牌，上面刻着“米考伯太太之青年女子寄宿学校”的字样。可是，我从来就没见过任何年轻女子来这儿上过学，或者任何年轻女子来过这儿，或者准备来，或者这儿做过任何哪怕是一点点接待任何年轻女子的准备。我曾见到过或者听到过唯独的来客是债主们。他们随时都会光顾，有些人态度还很蛮横。有个蓬头垢面的人，我认为他是个做鞋的，往往早晨七点的时候就挤进了过道，冲着楼上的米考伯先生大喊：“下来！我知道你还没出门呢。请把钱还给我们吧，好不好？可别躲着藏着，这样做很卑鄙。要我是你，就不会这么卑鄙。把钱还给我们吧，好不好？你这就把钱还给我们，听到了没有？下来！”这么一番挖苦奚落之后，如果毫无反应，那么，他骂人的话便升级到了“骗子”“强盗”之

类。而这样骂了还是毫无效果之后，有时候就会走极端，跑到街道的对面，冲着三楼的窗户大喊大叫，因为他知道米考伯先生在那儿。这时，米考伯先生就会悲痛不已、羞愧难当，以至于想要用剃刀结束自己的性命（有一次，他太太发出尖叫，我这才知道这事）。但半小时之后，他便会不辞辛劳地把皮鞋擦得锃亮，出门去了，还哼着小曲，呈现出的气派比平常还要高雅。米考伯太太同样也显得能屈能伸。我曾见过，她在三点的时候被皇家税款的事吓得晕了过去，但是到了四点的时候，便吃起撒了面包屑的羊排，喝起温热过的麦芽酒（那是两把茶匙送到当铺后换来的钱付的账）。有一回，法院刚刚对他们家实行强制执行，罚没财产用以抵债，我碰巧提前到六点回家，结果看见米考伯太太躺在壁炉前面（当然是抱着那对双胞胎）晕过去了，披头散发。但就在当天晚上，我从未见过她那兴高采烈的样子——一边在厨房的火炉前吃着牛排，一边给我讲述她爸爸妈妈的故事，他们朋友们的故事。

我在这所房子里同这家人一道度过了闲暇时光。早餐由我自己掏钱，独自一人享用，一块一便士的面包和一杯一便士的牛奶。我还把另一小片面包和一小块干酪放在一个专门橱柜的一个固定地方，备着晚上回家后当晚餐。我很清楚，这笔开销在我那六先令或七先令收入当中占了份额。我整个白天都在货栈里待着，整星期都必须用那笔钱来养活自己。从星期一早上到星期六晚上，我听不到人的忠告、建议、鼓励、安慰、帮助或支持。对于这一点，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像自己希望进天堂一样清楚！

我年幼稚气，根本没有能力料理自己的全部生计——可我不这样又能怎样？所以我常早上去默德斯通-格林比商行，路过糕点铺门口时，看见外面摆着不新鲜的糕点半价打折出售，我常常挡不住诱惑，把本来准备吃午餐的钱花掉，结果中午只好饿肚子，或者买个面包卷或一块布丁。我记得当时有两家卖布丁的铺子，光顾哪一家要由我的经济状况来决定。一家在临近圣马丁教堂的院子里——地处教堂后面——现在已经搬迁了。这家铺子里卖的布丁是无核小葡萄做的，属于一种很特殊的布丁，但价格昂贵，花两便士买一块，还不如花一便士买的普通布丁那么大。一家卖普通布丁的铺子是很好的一家，坐落在斯特兰德大街——就在后来重建的那片里面。这家铺子的布丁块头大，分量重，颜色灰白，很松软，几颗硕大的葡萄干呈扁平状，寥寥落落地散落其间。每天我去买的时候刚出炉，热烘烘的，我那时很多日子就吃这个。如果午餐要吃得正式和丰盛，我就会来一根萨维罗干熏肠和一便士面包，或者从一家小饭馆花四便士买一盘炖牛肉，要不就从货栈对面一家脏脏的老酒馆买一盘面包加干酪和一杯啤酒，那酒馆叫作“狮子”或诸如此类，具体我忘记了。有一次，我记得，我用报纸包着面包（那是我早上从家里带来的），像一本书一样夹在腋下，去特鲁里街附近一家有名的浓汁炖牛肉的牛肉馆，要了“一小盘”那种美味，就着面包吃。当时，我这么一个人家都不认识的小不点儿独自一人进去吃东西，侍者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在吃东西的时候，他眼睛一直盯着我，还把别的侍者叫来看我，那时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我给了他半个便士小费，心里希望他不接受才好。

我记得，我们有半小时喝茶时间。如果身上的钱够了，我就会买半品脱现成咖啡和一片黄油面包。如果身上没有钱，我就去弗利特街一家野味店看看，一饱眼福。要不就利用这段时间漫步至科文特加登市场，去仔细看看菠萝。我也很喜欢到阿德尔菲一带溜达，因为那儿显得很神秘，到处是阴森森的穹顶。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走出一个穹顶下面，到了一家滨河小酒馆门前，那儿有块空地，几个卸煤的工人正在那儿跳舞。我就坐在一张长凳上看着他们，只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我的！

我还是个小孩，个头又小，所以，每当我进入一家陌生的酒馆买杯麦芽酒或黑啤酒，以便润一下我用来当午餐的东西时，他们往往都不敢把酒卖给我。

我记得有一个炎热的傍晚，我走进一家酒馆，对老板说：“你们这儿最好的——最最好的——麦芽酒，多少钱一杯？”因为那是个很特别的日子，我记不得是什么日子了，大概是我的生日。

“两个半便士，”老板说，“可以买一杯正宗斯丹宁麦芽酒。”

“那么，”我一边说，一边把钱掏出来，“就请给我来一杯正宗斯丹宁麦芽酒吧，要泡沫多一点儿的。”

酒馆老板脸上挂着奇怪的笑容，隔着柜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他没有去斟酒，而是扭头朝屏风后面看了看，对着他太太说了点儿什么。他太太就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手上拿着针线活儿，也同她丈夫一道打量起我。此时此刻，一共三个人在我眼前：酒馆老板穿着一件衬衣，俯身靠在柜台的窗框上，他太太则顺着那半截小门的上方看着我，而我呢，有点儿不知所措，在柜台外面仰头看着他们两个。他们问了我一大堆问题，比如我叫什么名字，多大了，住在哪儿，怎么就被人雇着干活儿，怎么到这儿来。对于这些问题，我只好编造适当的答案，以便不牵连别人。他们给我上了麦芽酒，不过，我怀疑那不是正宗斯丹宁麦芽酒。酒馆老板的太太打开那半截小门，俯下身子把钱还给我，还吻了我一下，一半出于赞赏，一半出于同情。但我相信，这其中充满了女性的温柔与善良。

我知道，对于自己生活来源的匮乏和窘境，我并没有在不知不觉和无心的状态下夸大其词。我知道，奎宁先生任何时候给我一个先令，我都会把它花在午餐或者茶点上。我知道，自己这样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从早干到晚，同普通的成人和孩子在一块儿。我知道，自己游荡在街头，饥肠辘辘。我知道，要不是上帝发慈悲，就凭着我享受到的关照，我很容易成为一个小强盗或者小流浪汉。

然而，我在默德斯通-格林比商行里也有自己的地位。奎宁先生是个粗心大意的人，成天忙忙碌碌，在同我们这样一些非同寻常的孩子相处时，对我尽量另眼相看。除此之外，我从来没有对任何大人或小孩说过自己怎么会去了那儿，或者暗示过自己在那儿心里有多么难受。我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忍受着极度的痛苦，这情形除了我自己，谁也不知道。我的痛苦有多大，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没有这个能力表述。我把痛苦藏在心里，干着自己的活儿。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我的活儿干得不像别人一样漂亮，就免不了被人瞧不起、遭人鄙视。没过多久，我的活儿便干得至少和另外两个孩子一样轻巧熟练了。尽管我已经完全同他们混得很熟了，但我的行为和举止还是跟他们有差别，这使得我们之间有了距离。他们和那些大人往往叫我“小绅士”或“萨福克小伙”。有一个叫格雷戈里的大人，是包装工人的头儿，另一个叫蒂普，是个车夫，总穿着一件红短褂，他们有时也管我叫“大卫”。不过，我记得，这种时候多半是我们在一起说心里话，或者干活期间，我把过去看过的书里面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设法让他们开心，其实那些故事都快要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有一次粉斑土豆起来反对我，对我受到的待遇表示不服，但米克·沃克立刻就把他压制下去了。

我当时考虑到，要摆脱这种生活状态简直毫无希望，因此也就完全死了心。不过我心里明白得很，自己压根儿就没有一时一刻认同过这种境遇，或者无时无刻不觉得凄苦伤心。但我忍受着，就连写给佩戈蒂的信中（尽管我们之间通过很多信）都未曾透露实情，这部分是由于对她的爱，部分是由于羞于言说。

米考伯先生的困境让我本来凄苦忧伤的心境雪上加霜。我在那种孤苦伶仃的状态下，同他们一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我往往四处去散步，心里会不停地惦记着米考伯太太谋划家用的问题，而米考伯先生的债务问题也会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星期六晚上是犒劳自己的好机会——一来口袋里装着六个或七个先令步行着回家，可以看看店铺里面，心里盘算着这笔钱可以买些什么东西，这是件很惬意的事情。二来我能早点儿回家——米考伯太太会把最伤心的秘密都告诉我。还有星期天的早晨，她也照样如此，那时我会把头天傍晚买回的茶或咖啡放在一个刮脸用的小罐里调好，坐下来用并不早的早餐。这类星期六晚上的交谈，米考伯先生从一开始就伤心抹泪，泣不成声，而等到交谈结束的时候，便会唱起有关“杰克喜爱和可爱的南在一起”的歌，这样的事并不罕见。我还见识过他回家吃饭时，泪如雨下，口口声声说着，现在除了进监狱，已是走投无路，而等到去睡觉时，却核算起“一旦时来运转”——这是他最爱说的一句话——给房子装几扇凸肚窗的费用来了。米考伯太太也是如此。

尽管我和他们夫妇俩之间年龄上悬殊得不可思议，但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奇特而平等的友好关系，我想，这是由于我们各自的境遇造成的。但是，我怎么也不肯接受他们的邀请，吃喝他们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他们同肉店老板和面包店老板关系很僵，他们自己的东西也不充足）。直到后来，米考伯太太把我当成知己，我才改变了。一天晚上，她对我说了这样的话：“科波菲尔少爷，”米考伯太太说，“我可没把您当外人，所以也就不怕对您直说，米考伯先生的确已到危急关头了。”

听这么一说，我感到很凄凉，看着米考伯太太通红的眼睛，心里充满了同情。

“食物储藏间里除了一点点荷兰干酪之外——一个这么多孩子的家庭，这一点点东西根本满足不了要求……”米考伯太太说，“真的没有任何东西了。我和爸爸妈妈在一块儿生活时，说习惯了食物储藏间，所以不知不觉就用了这个称呼。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是，家里没有吃的东西了。”

“天哪！”我说着，表示出极大的关切。

我当时口袋里还剩一星期薪水中的两三先令——由此我猜测，我们这次谈话的那天晚上是星期三——于是赶紧把钱掏了出来，真心诚意地请求米考伯太太把钱收下，就算是借我的。可是，那位太太一面吻了我一下，一面要我把钱放回口袋里，然后回答，这样的事她想都不能想。

“不可以，亲爱的科波菲尔少爷，”她说，“我压根儿想都没有想过！您年岁虽小，却很懂事。如果您乐意，您倒是可以在另一个方面给我帮上忙，那我会充满感激地接受的。”

我请求米考伯太太把事情说出来。

“我自己已把一些精致的餐具拿出去了，”米考伯太太说，“六把茶匙、两把盐匙、一副糖夹子，我已先后把它们拿出去抵押换成了钱，是我亲手偷偷拿出去的。但这对双胞胎孩子是个很大的负担，对我来说，一想到爸爸妈妈当时的情形，这样的交易真令人痛心啊。我们还有几件小物件可以拿出去抵押，但米考伯先生绝对舍不得当掉那些东西。而克利克特——就是从济贫院来的那个女孩——是个俗不可耐的人，如果托付她去办这个事，她还不会随心所欲乱来？科波菲尔少爷，我可不可以请您……”

我现在明白米考伯太太的意思了，恳请她尽管使唤我好了。当天晚上，我就着手处理她家财产中那些容易携带的物件，随后几乎每天早晨去默德斯通-格林比商行之前，都要为这事跑上一趟。

米考伯先生有数量不多的书在一个食柜里，他将其称为图书室，最先处理的就是那些书。我一本本地拿到城市大道的一个书摊——大道的一部分就在我们住所的附近，那时候几乎全是书摊和鸟店——书卖多少钱算多少钱。那家书摊的摊主就住在后面的一所小房子里，每天晚上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每天早上都会被妻子臭骂一顿。不止一次，我去那儿的时间早，他就在一张折叠床上接待我，不是额头上破了个口子，就是一只眼睛发青，这表明他头天晚上又喝过量了（恐怕他喝酒时还喜欢同人家吵架来着）。他伸出哆哆嗦嗦的手，摸遍扔在地板上衣服里的一个个口袋，想要找到急需的那几个先令。他妻子则抱着个婴儿，趿拉着鞋，在一旁不停地骂他。他有时候钱弄丢了，就会要我过后再去取，但他妻子总会有些钱——我敢说，是趁着他喝醉，从他那儿偷的——所以，我们一同下楼时，她会在楼梯上把钱悄悄地付给我。

在当铺里，大家也开始熟悉我了。柜台后那个主事的先生也开始密切关注起我来了。我记得，他在给我办交易手续时，常常要我附在他耳朵边说出一个拉丁文的名词或形容词变位形式，或者说出一个拉丁文的动词的各种变化形式。这类交易过后，米考伯太太就会小小地犒劳我一下，一般是一顿晚餐。我清楚地记得，这些晚餐别有一番滋味儿。

最后，米考伯先生到了危急关头。一天清早，他被捕了，被押解到了坐落在伦敦南镇的王座法庭监狱。他走出家门时告诉我说，白日之神在他面前陨落了——我的的确确觉得他伤心透了，我也伤心透了。可是，我后来听说，中午还没到，有人就看见他快快乐乐地玩起九柱戏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