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弦诵:教授“立”校_教授引导学生志向
教授引导学生志向
“科学救国”
邹承鲁先生给我一种独特的感觉。他并没有在他这种地位、名气和年龄上的那份颐养天年式的泰然,虽然他完全有这个资格。
胰岛素人工合成,是人类在20世纪的伟大发现,中国能够在这方面领先,领头的两位都是西南联大校友:钮经义和邹承鲁。说到当年这个项目,邹承鲁说:“严格地说,是四个人,分成四个组,我是其之一。”
科技界的人告诉我,胰岛素人工合成成功之后,本来是世界领先项目,却因为当时国情的一些关系,申报的程序,而没有能够进入诺贝尔奖评选。问到这些事的时候,邹先生十分淡然。他说:“我1951年回来的。回来是想报效祖国,现在的学生不这样想。那个时候出去的多数都回来了,也有不回来。但现在出去不回来太多了。”
我问:“你回国后,遇到了很多麻烦,你怎么看待?”他说:
这个问题别人问我很多次。一生最大的追求是做科学,好好做科学。但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受了很大的限制。我算了一下,到**结束,改革开放是1978年,从1951年到1978年,二十七年,真正能够做科学工作的,满打满算不过十二年。有十几年的工夫“搞运动”搞掉了。但在国外就可以做许多工作。
面对逝去岁月,他流露出的莫大的遗憾、无言的惋惜,那种无以言表的沉默气度,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悲凉之色。我时常想到他,自己就会不觉间抓紧了时日。
投考时候,有四校联合招生,考的西南联大,第一志愿是西南联大,我在重庆投考的,1941年。选中西南联大,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术上的名声,一个是所谓民主风气,两个方面都有吸引力。
他的回忆都很简练,没有任何一个话题是展开说的,他并没有其他讲述者那种兴致勃勃。深思熟虑而后言,这也许就是一个科学家的个性,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思考和经历都太多的学者的习惯。
对我一生影响比较大的是杨石先,后来的南开大学校长,我就记得后来选择生物化学专业,是受他的影响。那个时候西南大学没有开生物化学的课。他教普通化学,所以在课上听到他讲的一些内容,就对生物化学感了兴趣。生物化学从科学上说有前途,比传统化学发展空间大。
做学问,作为一个民族教育,这是北大的传统,是蔡元培留下来的影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艰苦条件之下坚持做学问,是西南联大最重要的学风。西南联大很艰苦,但是还有实验课,你必须上,管理得很严。学生是跟老师学的。老师都这样,那学生就照干了。
我问:是不是跟国难有关。他简洁地答道:“科学救国。”
在北大勺园召开《西南联大启示录》研讨会时,邹承鲁先生来了,觉得他苍老很多。他只是默默地与我握了手,默默地坐在会场里。那些媒体记者也多不认识他。
“校花”学地质
在邹承鲁先生家里聊起来,我说,刚去了郝诒纯先生那里。邹先生笑道:“校花。”
我说,那时候你们也评校花吗?邹先生说:“没有,但是大家心目中有。她长得很漂亮,功课又好,篮球打得好,是学生会主席。”
在联大校友们中,常听到他们对这位女院士的敬重和赞美。当年的男同学,现在的大学者,如邹承鲁、任继愈,都毫不掩饰地称赞她:“漂亮”、“活泼”、“多才艺”、“组织能力强”。
偌大一个联大,群英荟萃之园,而郝诒纯一个女生,竟连任两届学生会主席。
我开始采访时,郝诒纯是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会长。“北京校友会”,称呼很收敛,其实论其成员与号召力、权威性,相当于一个“总会”。它联系和引导着欧美、港台以及全国各地的联大校友会。我一直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郝先生,高个苗条、漂亮而有风度。那天,她在地质大学的实验室里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那里光线好。那里陈设着矿石、显微镜等仪器。
一位后期编辑在昆明看到她的镜头,不由地叫了一声:“宋美龄!”可以想见她的美丽风采,而她不需要一丝珠光宝气。她的头发依然很黑。她告诉我,没有染过,就是这样的。
我今年9月1日满八十岁。我是湖北人,1938年考进西南联大的本科,考的是历史系。因为我就做党的地下工作,没有好好上学。那年我才高一,高中没有上完,所以就考文科了。到了1939年转到地质系。
她没有想学文。她选地质,是几个老师的意见。
我在中学有一个地理老师,他的教学很好,他经常跟我们讲,中国鸦片战争以后,受帝国主义侵略,所有的矿产开采,都是外国人的。所以他一直鼓励我们学地理。他讲地理,中国各省各个地方,有些什么矿产资源,他都跟我们讲。他说:你们将来一定要学地质或者采矿,把我们矿产开采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有的人,你与她接触不需多。但凭她的人生选择和毕生追求,就足以令你对她崇敬。郝诒纯和她的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我转地学系,也是受一位教授的影响。他是袁复礼,第一届跟外国人合
作组成西北考察队的队员。西北考察队是瑞典人出的钱。20年代初期,领导权掌握在瑞典人手里。一是为了科学考察,一个还是为了预备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那个时候,袁复礼刚从国外留学回来。他们几个年轻的地质工作者联合起来,就跟瑞典的组织机构联系。他们争得了在队里参加重要工作的机会,一个是保护资源,一个是把握我们的地质资料,不要落到外国人手里,这也算取得了胜利吧。
在军阀统治时期,他们取得的胜利,有了参加科考的权力,但是主权还是在外国人手里。袁复礼是老一代第一个沿着丝绸之路进行科学地质考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