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弦诵：教授“立”校_教授引导学生志向

到云南后，我们组织一个学生的活动，对一些进步的教授，我们组织访问。在访问的时候，袁复礼教授就竭力劝我们学地学。他把他的故事都跟我们讲。因为一般女生学地质系，教授都不欢迎。结婚了以后就不干了。还有也危险，男生的危险性小一点。

我是一个女生，系里就不要我。袁复礼老师说，没有关系，科学领域里男女是平等的。男的能够办得到，女的也一定能够办得到。这给我非常大鼓励。后来，就决定转系了。

我一年级的时候，有几个女同学，加上我大概是五个。可是到了二年级下学期，就只有我一个了。

有一张照片代表了她一辈子的大部分生活。照片上一位身材颀长的秀丽女性，身着男装，挎背包，戴越野帽，手挥铁锤，脚踏山崖，正在凿取矿物标本。另外一张是郝诒纯大学时代的少女照片。如果不是因为太朴素，太书香，那婉约丽质，会令人想到旧时代的那些明星，如阮玲玉、周璇一类人物。然而她们是多么的不同啊！

我出野外，都是跟男生一起。那个时候没有客栈。云南农村的旅店，下面是猪圈，上面就是一圈木头条竹子搭的，我们就睡在上面。我跟男生用布拉一个窗帘，他们睡在外面，我在里面。

现在地质专业，男孩子也不愿意学这个学科。我们现在社会招生很困难。家长一听要学地质，又要到新疆，又要到西藏，家长首先就不同意了。

那天她给我的感觉很疲惫。

在《西南联大启示录》完成后，郝学长已与世长辞。我寄上了一副挽联：“女儿贵有山河气，丽质天赋日月魂。”

郝诒纯，她的求学经历，她的人生态度和卓著贡献，是联大人心中永不凋谢的花朵。

研究植物最好的地方

由于抗日战争，从各地转移云南的科研与学术，都受到了局限。只有植物学和社会学在云南取得了重大突破。因为云南恰恰为这两门学科提供了丰富的标本与多样素材。吴征镒说：

八年在昆明的印象很深。特别因为我是学植物的，感觉云南是研究植物最好的一个地方，全世界恐怕都是有数的。所以我到了1958年以后，又回到昆明，一直到现在。我的大半生，除去在北京，还有家乡扬州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在昆明度过的。

对中国植物进行实证性的考察、核对，这个工作方向是在联大时期培养的。吴征镒说：

影响我这个思想变化的，先是我分类学的老师吴韫珍先生，他是江苏青浦人。

到了昆明以后，有很多工作做不了。这个时候做什么呢？中国清朝1840年左右，有一个学者叫做吴其濬，他写了一本叫《植物名实图考》，里面画的很多植物非常像，都是昆明附近的。吴老师到了昆明以后，经常到近日楼去买花。当时卖的都是野花。他把这些野花一个个地画下来，来考证《植物名实图考》里面的这些中国本土植物。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也帮助他做些工作，得到了很多切身的教育。

吴征镒的老师吴韫珍先生，后来死于手术后的细菌感染：

因为环境太差了，他的家务又重，孩子很多，所以他得了很严重的胃病。他就把子女都送回老家，这样，生活负担就轻一些。吴师母带着孩子回到江苏的青浦去。他一个人住在昆明。

当时因为没有像青霉素这样的药，吴韫珍老师手术后伤口愈合不好，得了腹膜炎，四十几岁就过世了。

吴征镒后来用几乎一生的时光，继承先师遗志，完成了《中国植物志》这本巨著。

校园情调

同姚秀彦学长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清华园中的甲所，夜静时分。她说：“我住在台北，在新竹清华大学教课。”从八年前，她就不断地回到大陆，参加校友的活动。她说：“我们很关心母校。”她在北大和联大校友会都是理事。她说：“那是在台湾尽一部分责任。”回忆当年联大，她说：

联大是三个学校合并的，所以名师如云。就我们文学院来说，中文系几个教授，有个教授就是写《联大校歌》的那位，写的真是壮烈、动人。闻一多、朱自清这些都是名人。我们历史系有陈寅恪，吴晗教明史的，哲学系有几个教授，都是名师，你跟他们学都是享用不尽。

联大的老师，现在很难让后人体会。现代的大学，无论台湾也好，哪里也好，设备是非常好，高楼大厦、新的设备，行政效率也高。但是没我们那时候的情调。

那时老师跟学生完全像一家人。你随时随地跟着老师的问题，到他家里，打桥牌，给他倒点水啊，在他家里吃便

饭，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我到好几个老师家去过，比如龚祥瑞，他是教我们政治学的，师母我也认识。我们就到他家里去，无话不谈就像家里人一样。以后的大学，看着规模非常的大，学的东西非常多，但是那个情调没有。

授意不是光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你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随时听他的教训。不但是知识，而且是生活，尤其在晚上。因为上课总是有一定的进度了，每天晚上都有讲演，学术性的、生活性的。所以生活上老师的陶冶、熏陶那是很多的。

姚秀彦女士毕业以后一直从事高教工作，走上了昔日老师的道路。她说这是受到老师的影响。“受老师的影响，就说台湾，几乎我们联大的同学，工作都是非常的负责任、认真。”联大学子在台湾是一批不可取代的人才。

特别是作风方面，没有什么污点让别人碰到的。不管在哪一方面，像经济、法律、建筑、教育、外交，人才都很多，而且都没有什么瑕疵。

时隔八年。我来到台湾姚秀彦女士在台北的家。她再一次谈起当年的校园情调：“一下课，没有一个老师是单独走的，旁边总是跟着三五个同学，还有一些国事和书本的问题。所以老师跟学生，更能打成一片。什么问题都谈，国家的大问题、社会问题、书本上的问题，都谈。既然都谈，情感也有交流。”

当年同学们与老师的交流，也不是按院系划分得那么开的。植物学家吴征镒先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说：“西南联大的学生，就是学理科的，文学爱好也是比较多。像我就是爱好文学的，我也写过新诗，也写过旧诗词，还唱昆曲。因为我是旧家庭出身，从小就念过‘四书’，我的国文根底、旧学根底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