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弦诵：教授“立”校_教授树立学风

“要看到世界”

哲学史家任继愈是一位与联大相始终的学人。他在联大念书，后来又在联大教书。他说：“八年我都在那儿。我当研究生三年后就教书了。后来我在那儿教书，是联大的教员，前后九年。日本投降以后，没有立刻搬回来，第二年才搬回来。”

当年他的导师有两位，一正一副，贺麟是其一。任说，导师对他的教导，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要看到世界”；一个是“文理不能分割”。“中国当时的时代精神，就是放眼世界。你研究中国，你也要了解世界；你研究古代，要了解当前。所以到现在，甚至以后也是这样的。你了解局部，非得从全部着眼。”他认为，现在大学学科越分越细，有弊病。学生出了那个圈子后，不会思维，不会联系。

除了题目做得很深以外，他知道的很少，他上不去。他那个小范围他很清楚，很头头是道，出了这个圈他很茫然、很无知，这是没有发展前景的，前景一定会受限制。

对外看到世界，对内打通各学科与各界，这才是真正的宏观意识。所谓知识构架，人生观、世界观，莫不起源于此意识中。

要看到世界。文理不要那么分割，国内外、古与今、中与外，都要融汇进来。因为文化本身是一个综合体，为了教学方便，分了这个系、那个系，课讲起来是方便，但对真正接受的、培养的人来说，要把知识凑合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凑合成一个整体。

高等教育一个最大目的，就是要打开视野，打开胸怀。对于世界的认识，绝不是用文科或理科这样的界线可以分开的。

2007年秋，我到南沙沟探望任继愈先生。先生拿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两枚校徽，颜色有别，分学生和教师所佩戴。他说：“这两件东西，送给你是最合适的。因为你对比有这个感情。”一枚是他当学生时的，一枚是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时的，背后的号码就是任先生当年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身份号码。西南联大只有八年，像这样上完了学，又留下任教的不多，所以这两枚校徽也很难得了。

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历经七十年，沧桑动荡，这两枚校徽还在。这两枚校徽，曾经千百次地被青年任继愈别在胸前，纽在前襟，它们是那些极其珍贵的岁月之证明和纪念，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不料，那就是我最后一次在任先生的家里与他交谈。

中美教育比较

杨振宁声称他身受中美两个国家最典型的教育，所以他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在西南联大毕业后，我念的东西很扎实，我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去念研究院。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我就觉得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对于物理学的想法，或者是他们作研究的态度，和在昆明西南联大有一个分别。”这种不同里有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当时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一位是费米，一位是泰勒。费米当时是四十几岁，是1901年9月29日出生的。前不久全世界六个地方庆祝他一百周年的生日。费米当时是世界最有名的几位物理学家之一。1942年12月由他给人类制造出来第一个核反应堆，等于给人类发现了一个方法、一个新的能源。以前的能源不管说火也好，燃烧油也好，烧煤也好，都是化学的，把化学能解放出来，就变成了普通的能源。费米的这个工作使得人类得到一个新的、更重要的、更强的能源，就是核能。这是他对于人类巨大的贡献。

另外一位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当时还年轻，还不到四十岁，叫做泰勒。泰勒后来非常有名，他当时是美国最早设计氢弹的主要人才。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跟他们两位有了很多的接触，发现他们做学问的态度跟西南联大物理系做学问的态度不一样，总体表述就是好像不那么严肃。

尤其是泰勒。你走在走廊里看到泰勒，他抓住你就说：我刚刚有一个好主意。于是他就大讲一套。多半这主意都是错的，但是他不怕讲。于是你跟他说，到黑板上去讨论几分钟。然后你说，你这个办法好像不太对，应该怎么样改一改，他立刻就接受。他能很快地就跟你讨论起来。泰勒一天至少有十个新主意，其中有九个半都是错，不过没有关系，假如一个人一天有半个正确的主意，这就不得了呀。

这就是泰勒做研究的办法：一个是主意非常之多，兴趣非常之广，随时都在试新的想法；另一个是不怕跟人讨论。

中国的传统教育，有一点是教你不要乱开口，你还没想清楚不要讲。美国的教育哲学跟中国的教育哲学是两个极端。“欧洲是在两者之间，比较接近于美国；日本呢，大体也在这两者之间，比较接近中国。”

当今中国青年出洋留学者大增，可谓浩浩荡荡。但是其中几人有如此清醒和自觉的认识？

这种教育的哲学，都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新的主意很多。这个里头虽然错的很多，没关系，你过些时候就懂了，对自己就是一个新的发现、新的认识。这个办法也有它的坏处，它有一个启发，有一个思维上的跳跃。这对于有的学生来说有坏处，因为他跳得太多了，以后他自己不太清楚，底下不瓷实。

比如说小孩玩积木，美国的教育哲学是让小孩赶快把这个积木搭起来，他可以有一个构想，很快就可以搭起来，可是底下常常是不瓷实的。因为不瓷实，危险的地方是要塌下来的，那简直是糟极了。中国就不是这样，中国是一块搭一块，慢慢砌上去。砌上去以后，它不坍塌，因为它底下是很巩固的。所以这个方法有好处，也有坏处。

杨振宁的体会，对于留学的个人，对于当代教育工作者，对于教育学的研究，有非常生动和宏观性的意义。

我非常占便宜的地方，可以说是我一生很幸运的地方，就是我把两个好处都学进去了。我在中国有瓷实的基础，所以我同美国和芝加哥大学的同学（这些同学都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有好几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比，像考试，他们不能够跟我比。因为我从前念的知识，念得非常瓷实。他们没有念得那么瓷实，这点上我占了一个很大便宜。

到了美国发现，原来泰勒和费米，他们的着眼点不在考试。那么过了些时候，我渐渐了解他们，也学会在什么地方发现问题，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吸取了他们这个精神，所以我非常幸运，把两种教育好的地方都吸收进来了。

一个善于总结思想方法的人，才可能有大的成就，杨振宁在这方面是相当自觉的。这是一个人早年人文基础宽厚与扎实的成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