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弦诵:教授“立”校_教授树立学风
我们学机械的,有一个老师叫刘仙洲,从前就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副校长,我们机械系的老师。他这一生为人是很清白的,而且治学很严格,对我们的教育不仅是在学问方面,而且在德育方面影响很大。
他过一百岁的时候——1990年,我就讲了一个笑话:大家说刘先生那么好,有没有缺点呢?我们同学平常难得碰一块儿,大家想了半天,说:刘老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没教给我们“走后门”,我们谁都不会走。我们那些老师都很正直,绝不会教你邪门歪道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一生无论做什么事都很认真,也许现在的人看了,觉得你们太傻了。
在一个学校里,不只是某个人对你的影响,实际上整个学校的风气,都自然会陶冶人的性格,会在各方面对学生有所影响。
“零分”与拳师
王希季,中国“火箭之父”。在联大时,他有过“零分”的纪录:
在联大四年,作为培养我工程学方面的基础,我觉得是比较难得的。另外做人处世等方面,这些名师能给你做出表率。
例如刘仙洲先生。刘先生教我的是机械学。有一次考试他出了一个题目,他在题目的后面要求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计算器、没有计算机,有那个计算尺,计算尺是不可能准确到第三位的。我对这个准确到第三位并没有注意。结果,我把这道题都算了,我这道题什么都对,就是没有准确到第三位。刘先生给我这道题零分。
机械学的零分可是对我们很大的事。因为机械学是必修的,机械学之后才能学机械设计,机械设计之后,才可以学其他的东西。机械学不及格就等于你要多学一年,你的第二年就得再学。
所以这个事情对我的冲击非常大,让我认识到,做一件事情就必须把你做事情的要求,或者你的目标,要考虑得非常清楚,非常认真。不然的话,好像是对了,结果没有达到最后的要求。
我以后做工作要求自己必须严谨,就是从这个事情培养出来的。严师出高徒,它不止是知识的事情。
机械学和所有的工程学,都是要付诸实践的,如果计算不确,立刻导致报废、损失,甚至危险。
在功课上的认真态度,直接导致在事业上的责任和敬业精神。这个零分对学生的培养,比给八十分、九十分更好。
我学热力学,那时候教我们的是孟广喆教授,也是非常有名的。有一次他出一个题目,结果全班人没人做出来。后来他一指点,他说你用微积分的方法,一积分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大家一看,个个都会。为什么没想到要用这个?他说,这个就像跟师傅学打拳一样的,你跟我学,不能老是照我这个方法做、按书本做,你要灵活应用。他说,一个拳师教了一个徒弟,这个徒弟跟着他练功,每一个路数都非常好,结果出去一打,却打了败仗。拳师回来问,为什么你会打败?徒弟说:他的路数跟您的不对。
孟广喆教授说,你们跟我学,不能死啃书本,你要应用你全部的知识来解题,不要老用我那个书本上教的东西。思维方式的启发、做工作的启发、做人的启发,他都在培养你。怎么用知识,怎么去做事情,所以说他不是照本宣科。不单是考试考得好这件事情。
做一道题目,不只是教解题方法,还指出学生的思维障碍,教给你广开思路。这种教育,真的是“大师”的讲授,非平庸辈可为之。
刘先生、孟先生,还有我们在机械绘图上的董树屏先生,他那个机械绘图,你如果交得上卷,他能够收你的,那你就得很辛苦。你要做得很工整,否则不规范,他连收都不收。他看不行,你就得重新画,从头来。
做不好,从头来,干我们这行的现在也是。如果你一个设计做不好,你得从头来,因为你没有满足这个东西。这个要求对我今后做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影响。
今人提出“素质教育”,却不知其为何物。那时没有“素质教育”这个词,但是有这个意识,有这个内涵。现在有这个词,可没有这个内涵。
“老师本身就像一本教科书”
郑敏,“九叶诗人”中唯一的女性。她的讲述,带有诗人的敏锐与女性的感知:“西南联大的教育,百分之百是启发式教育。我是念哲学的,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月考、期中考试。只是在学期末,才有一个考试。”
哲学系是一个研究“形而上”的地方,我所接触的联大哲学系学子,他们都有一种诗人的气质:郑敏、熊秉明、刘孚坤。他们特别追求一种精神的世界,沉溺于自由的想象与思索。也许是哲学给了他们一种空灵,也许他们自身的性格里就带着这种东西。
我们没有课本,没有像现在的教科书。那是在抗战的时候。但是,老师本身像一本教科书。我接触的老师,什么时候你见到他,你都觉得他是在思考问题。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连在一起,并不是说上课是一副教书的样子,而是他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样子。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就跟你谈有关的问题。
西南联大会聚的,都是不得了的、星光灿烂的学者。从他们身上你会得到一种极大的启发,就觉得你这一生,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是一个言传身教的方式。“他就启发你考虑很多人生的问题。你自己就沉浸在这个学术的氛围里面了。”他对你的培养不是表面给你塞很多知识,不是注重很多具体知识。人各有天赋,有的人记性非常好,过目不忘。有的人,他没有那种强记的本领。如果你老去考试,把他的精力就全放在强记上面了。
我就是一个不善于记忆,可是比较有兴趣考虑问题的学生。我的老师每次去上课,基本上都是带着他一生研究的问题,这就是课本。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课本。他的每一堂课,他讲的时候,都好像他自己在考虑这个问题。
熊秉明、刘孚坤都说过他们选择哲学系的目的,完全是非功利的,没有什么世俗需求,就是为了想要解决个人探索社会领域中的许多疑惑,直接说就是世界观和信仰问题。
有一个先生,就是教康德的老师,郑新教授。郑新教授给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每次上课都抽烟斗,同时他就开始思考。
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思考所谓“物”本身,这个问题永远是解决不了的。他教康德,这个是哲学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到底能不能进入物质里面,知道物的本身?他这种苦苦的思考,不断地把考虑的过程讲给我们听,不是给你提一个大纲或答案。
他站在那儿或者坐在那儿,就一个人在那儿反复思考问题。他想到的他就讲出来,或者怀疑的他也讲。他有什么还没有解决的,他也讲。你就跟他一块儿思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锻炼,学生知道怎么样思考问题,能让你感觉到,老师在带着你思考。
这种启发式的教育,只有最高级的老师才能够做到这样。那种至高智慧的启发,是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