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弦诵：教授“立”校_教授是学术的核心

吴大猷造光谱仪

当年，吴大猷先生与他身患重病的妻子就住在昆明西郊的岗头村永丰寺。吴大猷的学生沈克琦回忆：

当时因为飞机轰炸，教授都疏散到乡下，他在那里就用从北京带去的一些光学元件，装成了一台大型光谱仪。大型光谱仪应该有一个很稳定的平台，他就用砖头砌了一个。上头应该有

架子，他的架子是用木头做的。它本来有一个像暗箱似的暗筒，这暗筒是用黑纸糊的。还有一个放照相机底版的东西，要拍照，拍光谱的照片。就这么一个光谱仪，经过仔细调整以后，它就能工作了。

所以吴大猷先生说：我看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台光谱仪。他用这个光谱仪还做了一项实验工作，而且还取得了一定成果。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每天，吴大猷都要乘马车赶到城里去上课。一次因为道路坎坷，吴先生从马车上摔下来，当场昏迷，脑震荡。

次日，吴先生依然前往学校上课，也依然乘着马车。

胡适寄书

西山华亭寺有海慧塔，那是和尚墓。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西南联大一部分图书也放在这里。

数学系教授江泽涵一家人住在寺里。在晨钟暮鼓中，江泽涵进行数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他曾经在一张照片背后自题：“卧薪尝胆。”就在这山林古寺中，江泽涵的孩子，亲眼看到一本从美国寄来的书，却没有封面；后来由母亲用紫红色的布做了封面，接着被数学系的教员传抄。

而在清华大学教师江丕权的家中，我看到了这本穿越过重洋，穿越了战火的书。这书是胡适寄来的。它饱含着身处海外的学者对祖国与学校的深情。江丕权说：

胡适是我的姑父，他当时是中国驻美大使。他知道我父亲是搞数学的。在昆明，要得到当时数学的现代文献是非常困难的。这是最新出版的书。胡适不一定懂得这个拓扑学，但他买了一本，寄到昆明。由于当时航空寄信的邮费很贵，所以他把精装书皮裁掉，只把这个书瓤寄回来。我父亲接到这本书非常高兴，又专门装了一个硬壳，是用红布包的。

这本书拿来以后，西南联大数学系的老师就抄，手抄，轮流读它。江丕栋说，陈省身先生1992年到北大的时候，还跟年轻人讲：“当时我们都是手抄书的，大家轮流地作报告，来读它。现在都是计算机或者复印。我们当时困难啊，材料很难得，得到了以后认真钻研。你们现在条件好，应该努力。”他就是讲的这本书。

当日寇的炸弹将教员们逼进深山古寺，却挡不住他们吸收国际上最先进的知识的信念，并把它传授给学生。

“思想上的马帮”

两次采访费孝通。一次在北京他的家中；一次是他应邀来到云南，住郑庄招待所。在郑庄采访时，中间他吸了一次氧。但九十岁高龄的他还是去了丽江。昔日走马帮路，今则以轮椅携氧气瓶重上高原；令我感受到费孝通作为一位中国社会学创始人的可敬可佩。

费孝通说：

我的学术生涯、学术生命，可以说是从云南开始的。

我们社会学注重实地调查，当时国内还不大懂。我们就带回来，开始实际地同人民接触。从实际生活里边出理论，总是最自然的，从实际里边得到知识，从知识里边提炼出理论，来帮助人民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

这可以看做是费孝通对于社会学的最原创的定义。

我从英国回来，直接到昆明，两个星期后我就到了禄丰。我的一个老同学，禄丰人，帮助我找到一个农村里的农户，我就住在他们家里面。他完全地帮助我。我要问什么，他就说什么。同我相处一起，像一家人一样。

同他谈谈，就像请教了一个老师嘛！说到的我就记下来，带回去看对不对。或者出题目给他，他回答我。

费孝通称这位农户为“老师”。他讲给费孝通听，他不用准备，而是海阔天空地讲自己怎么生活，怎么种田。

我就跟他学，学了就把它记下来。它的意义我看出来了。他们为什么这样生活，为什么成为一个制度，一个经济制度？他是讲不出来的。我就把它整理出来，串起来成为一本书，叫《禄村农田》。

当年，费孝通在云南走了三个村子，三个地方，就找到了三个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经济形式。

后来我又从这里开始，到了易村。根据我的思想发展，逐步地又到了玉溪。我看到中国原来的传统经济，发展到当时最先进的工业化时期，看这个过程是怎么变的？

这三个村子，是和我的学生一起搞的，叫做《云南三村》。

云南，现在被世界人类学者所注目，认为它不仅气候与地形多样，并且保留有多个时期、多个状态下的人类发展模式。人类史是按时间纵向展开的，到了云南就形成了地域平面上的铺开，所以称其为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活化石。

云南的农民是我的老师。从老师口里边我把它听下来，把它写下来。因为我没有经过这个生活，他们是经过这个生活的。实际考察这个生活，他如实地说给我听，我从实际中得到知识，从知识里面得到学问。

雨过天晴，在燕子的呢喃声中，摄制组跟随费孝通一起，重返呈贡魁阁，那是他的旧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