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弦诵：教授“立”校_教授是学术的核心

“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大学，不是“大楼”的别名，而是“大师”的总称。在这个透彻的认知下，梅贻琦执掌西南联大，从而成为教育史上的一位功臣。

战时大学离开京华，迁到乡野边陲而活力不衰。课堂依然神采奕奕，充满魅力。在失去高楼校舍的同时，西南联大，集中起三大名校的教授，可谓是“因祸得福”。他们的学术与人品相互辉映、激励，形成了战时的奇观。

当年教授，对内“治校”，对外议政。可以说，他们引导和支撑着当时中国社会的精神潮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生活所有的内容，围绕教授形成。正是教授，使学术变成“人的学术”与“传承的学术”。他们肩负了使整个社会群体向更高精神层次进步的责任。

民国时代的大学教授与校长们，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批学贯中西、才德俱修的卓越知识分子。这样一批人，是中华民族不甘凌辱、冲破封建、谋求出路，历几代人奋斗积淀而出的一代精华。

提起西南联大，人们总是强调它的行政管理——“教授治校”。那是一套完善的借鉴西方民主议会制的学校体制。而我以为，那个时代大学的构建和精神发源，其本质应该是：教授“立”校。教授是一切的中心，不仅只是在“治”的管理层面上。

大学，就是一个以“教授”为中心的校园舞台。

教授是学术的核心

相互敬重

陈省身先生给人印象是颇具绅士风度。回忆昆明生活，他对我说：

我同住还有华罗庚，他也是一个名人，我们同住了一年多。那个时候我们是三个人同住，还有一个王信中，是日本问题专家，三个人三张床。我们一起来的时候经常开玩笑，也挺有意思的。

我问他，玩笑怎么开？他说：“互相开。开玩笑很容易，早上没起床，三个人就互相说上话了，就和学生一样。”

几位有名望的教授，早上像同住的男生一样，互相开着玩笑；要达到这种亲切自然的气氛，相互间必须有很深的认可与敬重。陈省身先生说：

西南联大在中国高等教育方面和其他大学不同的就是：从教授到学生层次都高了一点。所以面貌和其他大学有一个基本的不同。而西南联大三校能够合作，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好的教授，教授之间互相又很佩服的。同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大，立刻就垮掉了。如果大学在一起合作，对队伍、对朋友、对同事们，没有一点敬重的心理，很难稳固起来，一下子就会因为一个小问题吵起来，就不能合作了。

陈先生认为，西南联大能够联合下去，就是教授之间有互相尊重的心理，大家不管对政治的意见，对社会的意见是否相同，但对于对方的学问，很多情况下都有相当的尊重，所以学校就能维持下去。

“因为教授高级了，就能吸引更好的学生，所以西南联大的学生水平也比较高。西南联大学生在建国的时候，很多人起了重要的作用，学生是很好的。”西南联大三校的和谐合作达九年之久，人们往往说“校长是君子”。其实还不只是“校长”的关系，因为是庞大的团队合作，而且时间很长，每个人都要彼此接触到，例如“同住”情况的出现。如果感到对方与自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那么很多事情就很难相互让步、协调。正是因为三校在学术水平上的相近，教授们对于相互能力的认可，所以彼此心理上都能够接受对方。

互借文稿

这是一个令我十分震惊的细节。当年联大的教授们，互相传阅对方未完成、未发表的文稿。朱自清先生的儿子朱乔生说：

当时昆明有一个很好的风气，大家互相都不忌妒。在抗日战争那个艰苦条件下，你学术著作没发表的可以借给我看，我没发表的也可以借给你看。

我父亲就到闻一多先生家借他没有发表的东西看，借王力先生的东西来看，他们也借他的看，互相学习。这个对促进学术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风气。

条件那么艰苦，大家都拼命带学生，就是为了把国家的元气，学习知识的元气，能够恢复和继承下去。

在那些非常典型的学术环境里，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更突出。

我以为，在昆明时期，学者们可以互借文稿，也由于当时战争引起的各种困难。例如：学术论文的发表与印刷，学术会议的召集等都变得不可能。而在被封锁的中国，在偏僻的小城，学者们必须想办法去打破这样一个封闭的、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局限。于是他们依靠与同仁及时和亲近的交流，创造一个活跃的小环境，以使自己的思维不停滞僵化。这完全是一种相濡以沫的行为。在熟悉和亲密的学科圈子里，每个人的研究范畴和思路发展，都是彼此认可和清楚的。对彼此的为人、品格更是相当地信任与了解。而面对日寇要对我民族亡国灭种的严酷现状，学者们的胸怀更加净化。

“图书、机械、设备都有”

由于南迁时候的努力，为西南联大保存了“基础的试验设备”。火箭专家王希季说：

我们的设备不算很好，联大有一个基础的试验设备。我们学物理学，普通模拟、各种基础的试验设备，它都具备。我们学机械学，实习时，锻工机床都具备。不是新的，但是它都有。那些设备都是从北京千辛万苦地运来的。图书它也很宝贵，我们的图书馆有书。

卢沟桥爆发抗战后，清华大学工学院施嘉炀院长带领学生在济南实习，他们就把那些设备和书籍从济南撤下来，搬运到了昆明。王希季说：“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住的、吃的非常艰苦，但是这些都有。图书、机械，还有各种设备都有，实验可以做。可以动手做，所以学生动手能力也强。”

在工程方面，清华有原来的老家底。在战火中，由于梅贻琦校长的远见和敏捷，院长施嘉炀、青年助教董树屏等艰辛辗转，使得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昆明拥有了较为完整的设施；以至于后来一些理科学生转系到工学院学习。

摩擦力学家郑林庆说：

我原来学的是物理，到了昆明之后，我转机械。为什么我要转机械呢？因为物理系的设备全没带出，丢的丢，什么都落在北平了。而机械系很多设备都运到了，先运到四川，后运到昆明。

人们告诉我，郑林庆为中国“摩擦力学”的创立卓有贡献。问起他，只是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