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弦诵：“无为而治”_校园自由

遍人格的状态相联系的。彭珮云：

当时是两千多学生，女同学也就是十分之一。女同学，大部分都是仰慕联大的学术和学习风气而来。我的中学同学，有的先我去的，给我写信，我就去了，都是这样的心情去的。许多同学是从沦陷区来的，他们有国破家亡的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多数人都是具有抗日爱国的思想。到联大的抗日堡垒里熏陶，都是艰苦学习，投入爱国民主运动。

联大进步同学大部分都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当时联大有个女同学会，另外还有一些社团。女同学也是学生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和男同学一起战斗。

谈到女性，就会谈到美。联大女生崇尚自然美。姚秀彦说：

在那个社会，物质条件是非常简陋的。我们物质生活非常简单。穿的不可能是奇装异服，都是蓝布大褂。头发用夹子卷一卷，就好了。烫头发的几乎没有。可能有什么华侨啊，有一两个烫头发的，但是生活很简朴。

美的观念与现在有点不同，那时候，自然就是美，你真正天生丽质，是掩盖不住的。

姚秀彦当年选择了抗日将领，共赴国难；李佩是“两弹元勋”郭永怀的夫人。这两个道路不同的女生，多年过去之后，各在海峡的两岸，素不相识。然而她们都对我说：钻在图书馆里的男生最值得爱慕。姚女士说：

在联大的时候，男同学钻在图书馆，功课好的，很活跃的，是受女同学尊敬的。女同学，自然就是美，这个美没有矫作的气息，看起来很自然的。燕瘦环肥，各有各的美，也是很单纯的。

李佩：“联大校风，对于我们在联大待过的人都会有很大的影响。老郭也不例外。他自己并不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又非常勤奋，他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素质。”郭永怀1938年秋到联大，1939年下半年离开，他在联大做助教。

早年他在北大的物理系姚毓泰那儿做研究生，北大的气氛在他的身上也是很明显。他很少说话，他不是那种非常爱表现自己、多跟人家交往的人。他思考问题的时候比较多。

那个时候北大一些人，课他都不上，自己坐在图书馆里面，做他自己的研究，看他自己喜欢的书。这个北大的作风，在他身上是很明显的。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李佩偶然在路上看见他，他都是一个人低着个头从那走过，摇摇晃晃地走过。后来到美国读书，他还是这个样子。人家问他什么，他就跟人家谈，他很少自己主动地跟别人说话。

那个时候在美国，有一批地下工作者，他们组织一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康奈尔大学校园里，结了婚的人不是那么多，都是在我们家聚会，谈国家的情况，交流一些信息，大家都是抱着一个愿望——什么时候走得成。都是愿意回国的。真正行动的时候，情况不一定，很多愿意回国的人，都没有回来。

在钱学森走之前，我们就说了，我们一定会回去。1955年，老郭正在进行的一个科研项目还没有完成，他要完成，才能走开。

这种默契的感情方式从西南联大一直持续到国外，持续到回国，从事中国原子弹的重大工程。这个男生终于牺牲在出差的飞机上。

回国之后，1960年他担任了二机部九院的事情，经常跑西北。他是最会保密的人，我到很晚才知道他出差到底是干什么。

李佩打心里为丈夫高兴，这正是他能够发挥他所长的地方。他不是随便答应一件事情的人，他要是答应的事情，他就一定能做到。

等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有一天王涂昌就请了我们俩一块到他家去吃饭，我们好几家都在他家。他也没说是为什么，他是为了表示高兴，为了庆功。王涂昌夫人做了一桌饭，我们大家一起吃饭。那个晚上大家过得挺愉快的。

王涂昌他们都是做了工作的人，都有同样的一个共识，就是不能随便说话。

看到人们讲“西南联大的爱情”，强调的都是很开放很自由。“联大爱情”中的最高层次，是默契，相守，一生中彼此认同。

男生宿舍随便住

关于联大男生宿舍，赵宝煦学长讲得具体、有趣：

西南联大，有的人他根本不注册。那个房子也不是查那么严。它是大草棚，里面分一小格、小格的。两个双人床搭起来，然后弄点破被单这么一隔上，都是掀帘子进来。

两个双人床中间有一小凳，一般待了一两年，都调整调整，都是床上头没人睡，搁箱子搁东西。这就算是一格，然后一格挨一格：

我一个同学来了，我这儿正好有一空格，或者我知道我的斜对面有一空格，因为都很熟，你来你就住下。

联大的伙食是交钱就吃饭，也不需要什么学生证。

所以，有的人就在那儿上课，一门课上完，上了几年，没人知道他是不是学生。他也不要文凭。那个时候的教授，你越来听他的课，他越高兴。等到人家都冷落了，那证明他没本事。

宿舍和上课都采取松散的管理。因为在那时候，大片国土沦陷了。青年人不愿意当亡国奴，只身跑到大后方来的很多。有的学校根本就不存在了，他们失学了，也失去了家庭的支持，挤到这么一小块没有被占领的地方来了，能住就住下，能听课就多听一些。

这种时候，炸弹天天在头上扔，还能和自己人过不去吗？联大成为流亡者的家园，以博大的胸怀收留了战时失所的学子们。

呈请“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