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弦诵：“无为而治”_完善的流程

那是必需的。即使不必修，很多东西还是耳濡目染，真是这样。我那个时候被强迫修的经济学。他要你必修，就修吧。但你真是受益不小。

我在北大时，没有要求理科学生必须来修历史文学的，理科学生的人文修养全靠个人的爱好。文理如隔鸿沟，甚至就在一个系里面也知识不相通。学生的学习，越到什么“博士”之类，越显出无知。

曾经中科院有个“博士”生很为难地对我说，一套西南联大资料里，他只想买物理方面的人物回忆，因为他是学物理的。我诧异道：难道物理里没有数学？没有化学？没有哲学？这是个敏锐的学子，他当场就接受了我的批评，但是他说：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

“一年级不分院系”

外文系毕业的许渊冲，与物理系的杨振宁有同桌之谊。他说：

我是1938年考西南联大的，西南联大一年级不分院系。所以杨振宁和我是同班同学。我和他同一年考取联大的，他是理科，我是文科。因为不分院系，我就和他分一个组，同在一组念英文。我是外文系的，杨振宁先念化学系，后转物理系，但大一不分，不管化学、物理。在这一个组，他比我小一点，我十七岁。他中学没有念完，提前考入联大。第一节上英文课，坐在我旁边。

我们60年代见面，他给我写序言，就说他对我的印象。我们当时很冲，我们当时第一堂课就用英文和老师对话。

选课自由

生物学家邹承鲁说：“印象最深的，学生选课自由。你爱听谁的就听谁的，完全自由。”但是学分，你必须拿，必修的学分够了之后，才能毕业。

学生最爱听的老师，其中有一个是吴晗，教历史。沈从文我也听过，还有王力，他教语音学，总之每门课给大家安排一个大教授。他好像是客家人，记得他用客家话念唐诗，用普通话反而不押韵，客家话与唐朝的语音比较近。

西南联大的特点之一是文科方面的大师很多，吸引力很大，对学生整个人文素养，有一定的培养。

国防科委负责人朱光亚说：

我1942年转学到西南联大。一年级的时候，是在重庆大学，我是慕名而来的。在联大三年，受到的教育很大，不仅是物理学专业的知识。那样的环境、气氛是令年轻人非常垂青的。

西南联大的老师，是集中三个学校的老师，北大、清华、南开，非常的强大。

从我个人的体会，物理、化学也好，社会、政治、文学也好，都是很好的。我们可以去旁听。有从国外来的教授，他在讲我们也可以去旁听。

闻一多先生，他讲课的教室是很简陋的，必须大一点，因为那都坐满了。旁听的人很多。他的诗歌非常鼓舞人，还做讲演。我就是去旁听，也不是选修他的课。还有朱自清，再多的我也忙不过来了。

台北学长易君博是政治系学生，他回忆：

旁听过中文系的课。其中有一位就是罗先生，他讲授的古诗，旁听的人比选听的人还多。那些小板凳都坐满了人，都不够坐。每讲一句诗词，都有他的见解，讲得非常深。他说，中国人讲天灾人祸，所以多描写自然的状态和自然的景色。

文学院的教授吴晗，教我们的通史，教得很好。讲边缘制度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新颖的看法。

自由转系

西南联大尊重学生的选择，理解学生志愿的转变，帮助学生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联大允许学生转系，从理工转到文科也行。学子们获得了发现与塑造自我的自由天地。爱好诗歌和漫画的赵宝煦，当年要求转系，从化工系转到政治系：

我原来是念化工的。日本人来了，我在念大一，我自己对理科没兴趣。但是我功课好，我能考上理科。那时候沦陷区的学生，自己稍微能考理工的，没人考文法。不管有多大兴趣，他不考。因为他当时就认为，你考了文法就要当汉奸了，要跟日本人走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学理工。

赵宝煦这段“选专业”的曲折和心理，也让我们知道了当年生活在沦陷区的青年人的一种苦衷。

赵宝煦受到闻一多先生的指导，因而选择转政治系：

我到了后方，又念一年化工，我自己一直想当作家，当画家。我就跟闻先生讲，我要当作家，我就转你们系。

闻先生说，你别转中文系，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中文系象牙之塔，培养语言文字学家，培养文学史家。你要当作家，你就念社会科学。因为当时茅盾成名以后，曾有一句话，说：当时毫无社会科学的基础我就写小说，简直是太狂妄了。

选社会科学为什么要念政治系呢？就因为政治系的系主任是张奚若。还有名教授钱端升，当时非常红。所谓红就是，他敢跟蒋介石顶。

赵宝煦终于解放了他的才华和志趣，可以追随自己崇敬的导师。

还有一位也曾经转系的学子刘孚坤。刘原来学化工，后来转到哲学系去。他因为从军去抗日，在军队中与联大校友殷海光结识，就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学校复学。那个时候教务长是潘光旦，很有名的。我跟他报告复学：我是化工系，我想转系。他说你要转哪个系？我是受殷海光的影响，我说转哲学系。他说，你就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