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弦诵：“无为而治”_完善的流程

这三方面在抗战以前和抗战时期，他一直都是很坚持的。在学校里面也不是没有阻力，大家意见也不是完全一致。回顾在昆明的这段时间，他牺牲了很多个人方面的兴趣，生活当然很艰苦也无所谓什么享受了，他很少有业余的时间，全副精力就是在管理学校，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梅祖彦那时候是个中学生，后来才是大学生，对父亲的很多工作并不很理解。他现在也是个老人了，因为一直也是在从事教育工作，才逐渐、深入地体会父亲在那种条件之下办学的艰苦困难。

他是学校的主要领导，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必须和地方、和政府的关系都要搞得很好。跟重庆政府，因为有教育部的关系，所以要打报告，要去述职，有时候也挨批评，次数还不少。和地方有些经济方面的关系，因为西南联大好几千人，生活上要有供应。

梅贻琦，卓越的教育家；在民族的危亡关头，他临危受命，保护、保存了中华民族“人才链”没有中断。

到抗战后期，因为民主思想非常活跃，学校和当局有过多次矛盾，受到了压制。做校长的得做很多协调，要保护学生，保护学生的积极性，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但是和当局还得保持一个关系。因为要是学校跟地方政府吵闹了的话，学校就办不下去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梅校长充当了学生与政府冲突的防波堤。一直到“一二·一”学潮爆发，梅贻琦以最大的理智和毅力，保护了师生，保护了这三所在抗战中艰辛保存下来的大学。“以前在北平，后来在昆明，有过多次，当局要来抓进步学生，很多和西南联大有关系的人都知道这事。从校长到教授，都想尽各种方法来事先通知学生，给他们创造条件赶快躲开。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被捕的学生在各校里面算是比较少的。”

因为是亲人的回忆，全面而真实。他从信念、方法、性格、品德都大致说到了。

在和平时期的北平任清华校长，梅贻琦就把有利于自己这个位置上的制度完全取消了。这是一个以德服人的君子。在这些最真实最现实的细节中，他以人格树立了威望：

在昆明的时候，物价飞涨，教授们、职工们的生活都是很紧张的。学校的领导从各方面想法给大家提供些补助。西南联大有工学院，工学院有一些教授和学生在外面搞一些工程上的东西，有一些收入，政府也给一些补贴。

我记得我父亲那时候就是最强调，大家平分。给学校的领导层是有专门限额的。不过他说，一定要大家平分。甚至在有些情况里，他说凡是担任公职的，不分。

梅家维持生计异常困难。梅夫人曾经亲自做糕点提篮出售。

在昆明住翠湖旁边的西仓坡。中国式的房子，三合院。还有另外一家教授住在楼上。就是三面，等于是九间中国式的房间。下面是办公室，是清华大学的办公室。三校合并了以后，还各都有一个办公室、办公处。在昆明生活非常艰苦，也使得大学消除了一些从前有的某种程度的等级的差别。真是大家上下一致，完全一致。

在台北，易君博学长用了“举重若轻”评说梅校长：

梅先生跟胡（适）先生对比，胡先生他是外面的声望很大，影响很大。梅先生不大讲话。但是他做事来讲，是举重若轻。他从前在联大很少跟同学见面，但是同学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原先是中午拄着拐杖去上班，到下午两三点钟就回去了，他不在这儿办公，非常轻松。但是联大做得很好。

所有的教授，不管你是什么想法的，你左派的也好，右派的也好，都能合作。他有一种领导学术上的天赋的那一种能力。

无论在海内外，无论当年是什么党派，现在执何种主义，凡我采访到的联大学子，没有一个不由衷地钦佩梅校长的。最近何兆武校友的《上学记》中回忆梅校长，说他跑警报时，在人们混乱的情势中，依然绅士手杖，安步如闲，风度卓绝。古人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梅校长为师生作出典范。

易君博说：

从前大陆有一句话，“无清不成校”。就是说你那个学校如果没有清华的教授就不叫大学。

当时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是清华大学的，中央大学等重要的大学校长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比北大还要多。那些人都是属于清华的系统。“无清不成校”，就是因为第一流的好校长都是清华毕业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提倡科学，尽量往科学方面、工程方面发展，都是跟清华有关。

清华人善于管理，富于团队精神，这与它的工程学院分量很重有关系；另一方面梅贻琦借鉴西方民主议会制度，开创的“教授治校”体制，则提供了一个大学管理的成功模式。

清华大学在梅先生时代就办了一个国学研究院，那是陈寅恪、王国维、李济之，大学就是大师的术业。

当时，他的年代都是大师成群。国学研究生他办了两届。所以他讲一句话，大学要办就要有大师。其实他也是真正的大师。

西南联大前后坚守教育园地八年，弦诵不绝，与梅贻琦的资历、品格、才干、威望是密不可分的。换一个人，未必能行。

课程设置

联大时期，沈克琦是杨振宁、李政道的同系学友。后来他曾任北大副校长。他说，西南联大的教材，是梅贻琦校长通过上海商务印书馆，直接从国外翻印过来的。联大八年，师生们用的教科书与国外是接轨的。“课程设置当时还是跟上世界潮流的。基本还是清华、北大原来的课程设置，国外开什么课，我们这里基本上也是这些课。”

王汉斌当属联大人中的“政治高层”，他出身西南联大历史系，对社会的观察有一种历史的精神，直言锐见：

联大的教学制度很值得研究。比方说基础课，联大强调基础教学。大学一年级、二年级，念的都是基础课，所以知识打得比较扎实。这样就可以培养出钱伟长先生所主张的通才，这跟我们后来培养工程师才注重专业，是不一样的。

它规定既有必修课，也有选修课，在选修课中你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课程。这就照顾了你个人的特点。我们后来差不多就是必修课了，学生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

“九叶诗人”之一的郑敏女士，讲到今天大学没有一种对中国通史和西洋通史的基础，使得学习缺失一种系统性。

西南联大很注意学科的系统化，每个学生都要读中国的通史。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这样。教学上是一种纯粹启发的，课程设计都非常系统，每一个文学院的学生一定要念中国通史，这个我们现在没做到，因而丢掉了一个对历史的理解。你做文科，好像没有一个站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