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弦诵：“无为而治”_完善的流程

淘汰率高

西南联大对于考试有严格规定，淘汰起来是不容情的。沈克琦先生说：

西南联大有个规定，你课程不及格，不得补考，必须重修。这跟一般学校是不一样的。西南联大也有补考，什么样的补考呢？因为生病了，没有办法考试，那么你用病假条，到补考的时候，这个可以补考。缺考的可以补考，不及格不准补考。

学生的质量由此得到严格的把关。

不及格的学分数达到多少，就要除名。你必须学到一百三十二个学分才能毕业。我一个同班同学就稀里糊涂，后来一算学分就只一百三十一个，就差一个学分，他又念了一年。

另外，西南联大非常重视体育，这是清华的传统，必须上四年体育。体育课要考试，还有点名。如果你体育课有八次缺席，这一学期的体育课就不及格，不及格就要重修。等于你要学八个学期的体育，一个学期不能差。差一个学期，到毕业的时候不让毕业，留下来就是上体育课。

这个在清华有记录，吴宓在出国之前，就因为体育不及格，硬是修了一年，才让他拿到文凭，出国留学。

梅祖彦说：

那个时候学校的淘汰率很高的，那些莘莘学子、流亡学生，跑那么远来读书，成绩要是不好，学校说开除就是开除，让你退学就是退学。或者，毕不了业，再念一年。有的学生整整念了八年。所以它还是很严格的，它并不放宽标准。

那个时候，教授打分都是画一个曲线，说必须有多少人来淘汰的。

名校，能够考入，不见得可以毕业。教授画曲线，就是说，注定有一部分是在淘汰之内的。这是教育的真实规律。不适合这个培养要求的，只能离开，不存在“保证成活”那样荒谬的事情。

梅祖彦认为，现在的人们只盯着那些著名的人才，不符合联大整个的学生情况：

现在我们可以举出来，各行各业一批老的学科带头人、有重大贡献的人，很多都是西南联大的。我们出了两位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但是我们没有说的，就是有很多学生，由于各种原因，经济原因、学业原因，不能够继续念书，所以这一批人才也很可惜。如果当时条件要好一些的话，也许还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人来。

这个淘汰确实存在的，我听说，西南联大前后名册上有名字的有八千人。但是拿到西南联大文凭的只有两千人。也就是说，没有“成活”的学生还有六千人。当然后来有人转学了，在别处造就成人才，等等。所以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从培养人来看。

教育面对的是人，是一个复杂的有变数的过程。只能问耕耘，无法确定收获。

考试与学分，在全世界学校都以为是最公正和最真实的甄别。而我古老文明之中国，更是科举选拔制度的首创之国。

记得我在北大上学时，当时一位政要人物的儿子在物理系，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被劝退了。当他最后一考时，有人向那门功课的老师打招呼。这位老师说：“我不知道谁谁，我只知道按标准给分。”最后就是差那么几分，也不多，但这位学生还是被劝退了。他出国去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可物理系说，他上那儿是他的事情。这分数就不能再待在北大。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当时的学子有很大的激励，同时大家对未来也充满希望，对北大的领导和老师们更加敬重。

然而今日大陆，除了大学本科，是政府以法律手段来保卫这个制度；其他所谓硕士、博士等领域，皆为世俗与庸人所牺牲。所以随之贬值。故社会各层重“本科”而轻所谓“高学历”也。但本科生入学后，如没有严格的考试淘汰制，那只是过硬的“高中”，亦不是真正的大学“本科”。教育，其实已千疮百孔。

写到此处，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来者绕了一个弯子，突然说：“虽然当年我没有考上北大，但是现在我到北大讲学。”本来学术交流，不必固执于学校级别。这是蔡元培的兼容精神。但她在话中有一种解恨、一种报复，代表了社会上一种人的心理。

我答道：“你现在也考不上北大。”挂机。

北大和诸多名校，所剩下的支撑和生命线也就是“高考”选拔了。

梅贻琦风范

梅贻琦之子梅祖彦是一个低调的人，但这不妨碍他话中的分量：

他为人的特点就是公平、公正、谦虚、淳朴。

三个大学以前在北方都是很有成就的大学，各有各的特点，到了昆明以后，要组成一个学校，怎样协调各个学校的专业特点、教师特点以及在管理上的不同，这是很要一番周折的。

在昆明的八年，从1938年到1946年，是他一生经历中最艰苦的一段时间，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因为有好几方面的关系要协调。

晚年的梅祖彦对于父亲梅校长的治校和经历，有了一重体会。

他一直坚持办学就是三个主要方面，第一就是通才教育，在旧中国，教育多半是通才的方式。我们学了苏联以后，觉得通才教育有问题。现在来看还是有它的优点。通才教育，就是知识面广博。

学苏联，弃传统，这是中国当代史上最糟糕的一件事，等于是将中国在此前的发展积累都抛弃了。

第二就是教授治校，就等于民主办学；第三就是教学与科研结合，通过科研提高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