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迁

刘长兰从少女时代就是一个心高的人。她说：

很多人考学校的时候，报名是从最难考的北大、清华、师大这几个学校开始，一直到给钱就可以上的学校，比如民国大学。最后肯定能考上一个。

我考的时候，我不要这样。那个时候少年气盛：我要念北大，我就考北大！别的学校，考上我也不上。

她得到父亲的支持：“我的父亲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也是追随国父的。”

上北大究竟有什么好？能学到什么？刘长兰道：

有一本书写老街道、老学府。他提起北大，就讲：在北大，上课不一定点名。那么同学来上课也可以，不上课、过几天再来，也可以。就有人问：这样一个大学，最后他毕业能学到点什么呢？

这本书说：每个人都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简单一句话就是：在北大学到了一个独立的人格。

在北大校园，由于提倡自由自主，师生相互尊重，所以学生的信心大增，自我价值彰显。这一点，我亲身感受过。我有一种感受：到了北大，自己仿佛换了一个人。人还是那个人，性格、说话都还是我，可不知怎么着，忽然间我就被认可了。在这样氛围里，学生得到认识自我和发展的空间。

在北大学到了很多。比如对于国家的热忱和支持。

北大人关注国家，有人说是因为京师大学堂后面就是皇宫，有“齐天”之感，不像一般国人那样，是抬头向上看的。我在北大的时候，同学们提起国家领导人，都好像是熟人，净叫些外号。记得一群女生在说“邦邦”，听了半天，我才知道那是国家首脑。

北大那里，同学上课不上课，是没有关系的。教授跟同学之间，大家见面笑笑，点点头，彼此心照不宣——你跟我想的一样，我们不必说在嘴头上。所以北大就是这样。

北大人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认同感。这在我们那一代还是很明显的。毕业许多年，大潮之中，彼此在干什么，会干什么，大家心中都有数。一方面很涣散，但有很高的“北大原则”，如果你违背了，那么后面的小学弟们可以宣称，驱逐你出校园，不认你是校友。这种事情，我亲眼见过。这个北大的传统，它是神圣的。

北大的教授也都很随便，穿戴也不是西服革履、金丝眼镜，没有这一套，都很随便。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个性，有他们的学识。像梁实秋，他除了正式场合是穿西服外，平时都是中式衣服。但一看就是一个儒士，不是普通人。连街上蹬三轮车的，都知道这位先生不随便的。所以北大的人，给人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我们北大人出门跟清华、师大就是不一样，一看就是满不在乎的样子。

同样的话，别的老学长也对我说过。到了西南联大时期，三校虽然联合了，但是学生的风格迥异，一看，就知道是哪一校的。我忽然联想到：李白、杜甫、苏东坡。他们三人的诗歌，懂诗的人是不会搞混的。这三校的风格，懂得大学的人也不会搞混的。只有局外人，才会觉得都是一回事。

今天，现实中的北大，正在被当作某些人、某些事情的操作平台。利用北大的历史声望，“居高声自远”，许多违背北大精神的人与事在这里扬扬得意地上演着。

然而我和许多人愿意相信：老北大就像是一坛百年陈酒，酒底子是倒不尽的。它的醇香是遮挡不住的。一逢机遇，就会喷薄而出。在我短暂的生涯里，已经遭逢过几回。有很多人、很多事，显示了这种力量。在那些经典时刻，北大，不再只是一座学府，它已经成为我们灵魂的信仰。

九十多岁的刘学姐声称：“我生为北大人，死为北大鬼。”这个心结，我也有。离校几十年了，我依然生活在“北大人”这个温暖而又值得信赖的人际圈子里。师友之间用我们熟悉的法则办事，在我们之间永远存在一种认可，我们中有一个北大氛围笼罩着，这个“影子北大”并没有消失。

北大散漫的风气与校舍的散漫状态，保留有一种古老中国的文人遗迹。这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书院的传统。北大前身号称“京师大学堂”，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是各自寒窗用功，时有交流、云集、比试、求师、问友的活动，但总体还是个性化的学习。而清华校园生活，基础上是欧美化的，个性自由也是欧美式的，与北大不同。整个北大就是中国文人式的涣散云集。它是一种文科式的思维型管理，注重精神；而清华则是理工型的逻辑式管理，注重团队与行动。在后来战事的应对中，北大的行动滞后于清华，这也与学校的精神构架有关系。

1937年夏天日寇訇然发动的大战，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对时局估计不足。

蒋梦麟在1948年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岛，写了《西潮》一书，后来大陆亦有出版。书中回溯：

战神降临北平时，我正在庐山。蒋委员长在这华中避暑胜地召集了一群知识分子商讨军国大事。有一天午后，天空万里无云，树影疏疏落落地点缀着绿油油的草地。蒋委员长曾经为他的客人们准备了许多雅洁的房子，我吃过午饭正在一幢单开间独立的宿舍里休息，一面眺望着窗外一棵枝叶扶疏的大树，一面谛听着枝头知了的唱和。

忽然《中央日报》程社长沧波来敲门，告诉我日军在前一晚对卢沟桥发动攻击的消息。我从床上跳起来追问详情，但是他所知的也很有限。

蒋梦麟曾经认为日本将以缓慢的“蚕食”侵吞中国，这个判断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散漫成性的北大有措手不及之感。

北京大学当时由郑天挺教授主持工作，正在准备夏季开学的课程表。

日本宪兵搜查北大办公室，发现抗日宣传品，借此进驻北大红楼；维持会查封了北大二院。北京大学变成了日寇关押拷打爱国学生的地狱。

庄严学府，一向傲然的斯文、尊严、浩然之气受到巨大挑战。

蒋校长对于战事的滞后反应，代表了当时多数中国人中国式的思维。和平善良的人们无法估计，日本竟然置国际法规与道义于不顾，悍然**中国腹地。

蒋梦麟后来碰到了一个老学生，他曾经被捕坐了两年牢，被送到北大文学院去受过“招待”。敌人把凉水灌到他鼻子里，使他晕过去。日本宪兵上村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