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迁

“但是没有教授热心这种事情。”

学生永远是被当作孩子来看待的，即使他们涉及了政治：

像蒋梦麟蒋先生这些人，永远是天塌下来了他还坐在那里，稳重如山。闹了很多地方，他还在看他的《资治通鉴》——“有什么问题吗？”顶多问这样一句。

教授是各种人都有，谁也不干涉谁。

当年我在北大上学时，最好的一点，也是学校领导见怪不怪、处乱不惊，总是往好里去判断学生。这有些老北大的风范。

别的学校照着教育部的规定，从大一念起，像课程是大一的国文、社会学，或者自然科学什么的。但是在北大，校长和教务长一商量，考进大学不就是考了他们高中的程度吗？他们能考进来了，说明那些书都念了，都及格了。为什么进来了还要重读一遍，浪费时间？

他们一下就决定，北大的课从二年级念起，不用念大一的。我们轻松了，等于少浪费一年。

对于课程，学生有革新的要求，在“新北大运动”的影响下，北大的课程跟别的学校不一样。

教授上课都不点名的。一位历史系的教授，他不点名。教务处通知他说：秦教授，上课要点名，不然学生都散掉了。有的来，有的不来，影响他们的成绩。

这个教授说：要我点名啊？我教书还要负责点名啊？那时候他就给画一个“全到”。全到了！那到了下课的时候，教务处的人到每个科室去收，到这儿一看：“全到”了！

后来有人就告诉教务处：这些教授你不能让他做什么，他高兴点就点，他不高兴点也不要紧。你要他点也没有用，他就永远给你画个“全到”，你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是很自由的。

上课不点名这个事，我上学的时候亦然。老师只点过一次名，就是为了对照一下，认认人。

现代文学史课，我就从来没有上过一节，到毕业才见了当时教课的系主任严老师。可是老师绝不会因为你不到他的课堂，而惩罚学生，我照样得“优”。而另一位系主任孙老师，我也不大听他的课，因为我搞创作，他却替我推荐发表小说。发表之后，古典文学倪老师还在我的试卷上题词祝贺。

这就是北大之风，不拘泥于上课，老师关注的是学生才华的发展。

因为我们念的课是二年级的课，有的学生就说，我们也听听三年级的课嘛。

所以听课的风气很盛。既然不点名，我们到别的系里听一听也可以。

当年，在街面上路过北大的人，一看，到北大了，今天他们有哪一位教授讲授啊？一看某某名教授，他们就到课堂上来听课，也没有人管。没有人知道进来了一个校外的人。

我们北大没有校舍，没有校园，后来就盖了一座红楼。

红楼是北大唯一自己造的房子，就在最前面。红楼后面有很大的广场，有时候有一些体育运动在那里举行。这个广场后面是地质馆。

地质馆是北大的一个特色，那个时候有地质课的学校还很少。

在地质馆再靠后面一点，是四年级的学生宿舍。这个学生宿舍后来就有很多人住。因为里面住什么人，学校也不管，所以有很多人就跑到那里。

后来到了昆明，西南联大的男生宿舍，也是这样一种“随便住”的情况。同学经常带自己的熟人来，找一个铺位，就住上一段，与战前的北大同观。

喜欢北大的人很多，很多人考不上。考不上就住在旁边，那个时候叫公寓。

北大宿舍的周围布满了公寓，那就是一个民宅。北平的房子都是几进，一进、两进、三进。一进房子，有堂屋，有中间屋子，有旁边左右。

公寓，就是利用学生在那里住的需要，有旅馆的性质，它代包饭。北平公寓你可以吃住都在那里。在我们附近这些公寓都很多了。

考不上北大，没有关系，住在公寓里头，见天去听听课，也跟到了北大差不多。

北大的散漫至今未根除。这散漫有好处，好处就是包容。

在我进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园外面的民宅也是大片地租借给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旁听生。

这时候北大已经搬到了西郊，那些出租的住宅也有些村落的味道了。我们那个时候的好处是，随便一走就到了圆明园，在横七竖八的末代巨石下面，芳草萋萋，学子们就躺在山坡上看书和发呆。那时，校外周围是田野、荷塘。虽然校内有未名湖，但很多同学的恋爱都是在那里进行的。自由这东西，还是与天地自然比较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