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上册_第二部分 陌生人

当泰斯回过头去。

“对不起，先生，”水手说，“您一定搞错了，您以为给我的是一枚四十苏的硬币，可给我的是一枚双拿破仑。”

“不错，朋友，”当泰斯说，“我确实搞错了。但是，您的诚实应当得到回报，请您再接受一枚，跟您的朋友们一起为我的健康干一杯吧。”

水手大惑不解地看着当泰斯，都忘了向他表示感谢了。他看着他走远，自言自语：“这人一定是从印度来的阔佬。”

当泰斯继续朝前走，每走一步，都会有一种新的感情压上心头，童年时代那些消磨不掉的，那些永远在心头萦绕的记忆，此刻都闪现出来，出现在广场的每一个地方，街头的每一个角落，十字路口的每一个方向。走到诺阿伊街尽头，一看到梅朗街，他顿时感到两腿发软，险些倒在一辆车轮下。最后，他总算来到父亲住过的屋前，马兜铃和旱金莲已从顶楼上消失了，当年老人曾用双手细心地捆扎过这些花草。

他靠在一棵树上，望着这座破旧房屋的顶层，沉思了片刻。最后，他走到门口，进了门，询问是否有一套空房间。尽管六层那套房间已有人住，但他还是一再请求进去看看，看门人只好上楼，替这位陌生人请求里面的房客允许他进去看看那两个房间。住在这套狭窄的小房间里的是一个青年和一个少妇，他们刚刚结婚一个星期。

看到这两个年轻人，当泰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再说，当泰斯在这里已经一点都看不到父亲房间的痕迹了，墙纸跟原来的不一样了，那些曾像童年的朋友似的让埃德蒙感到历历在目的旧家具已经不见了。只有墙壁依然如故。

当泰斯转过头去看床，它依然在老房客放床的位置上。埃德蒙不禁热泪盈眶，老人一定是躺在那里，口中念叨着儿子的名字与世长辞的。

两个年轻人惊讶地看着这个表情严肃的人，两大滴泪珠从他脸颊滚下，他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不过，所有的痛苦都是神圣的，因此，年轻人什么都没问这个陌生人，他们只是退到一边，好让他尽情地发泄心中的悲伤。他离开时，他们送他出去，并对他说，只要他愿意，可以随时回来，他们的破屋永远为他敞开大门。

从下面一层经过时，埃德蒙在另外一座门前停下来，询问里面住的是否还是裁缝卡德鲁斯。看门人说那人生意不好，如今在贝尔加尔德至博凯尔的那条大路旁开了一个小客栈。

当泰斯下了楼，要了梅朗街这幢房子主人的地址，来到他家，报了威尔莫勋爵的名字（这正是他护照上的姓名和爵位），出了二万五千法郎买下了这座小楼。这个数目比房子的价钱至少高出一万法郎。不过，即使房主要价五万，他也会买下来的。

同一天，住在六层楼上的那对年轻夫妇接到立契约的公证人的通知，说房主请他们在楼里另选一套房间，不增加房租，条件是把他们现在住的这套让出来。

这件怪事足足让梅朗街的居民议论了一个星期，他们做了种种猜测，但一个也没猜对。

但是，更让人百思不解、琢磨不透的，是当天晚上，人们看到那个到梅朗街的那座房子里去过的人又来到加泰罗尼亚村散步，走进一家渔民的破房子，在里面待了半个多小时，打听好几个在十五六年前就死去或者失踪的人。

第二天，接待并回答他各种问题的那家人收到一件礼物，一条崭新的加泰罗尼亚船，还配有两张大拉网和一张拖网。这些老实人很想感谢一下这位慷慨的造访者。可是，人们看见他离开之后，向一个水手交了几句话，就骑上马，出埃克斯门，离开马赛了。

第二十六章　杜加尔桥客栈

凡是跟我一样徒步周游过法国南方的人，一定会注意到，在贝尔加尔德村通向博凯尔城的路边，在村子和城镇之间，距博凯尔城较近、离贝尔加尔德村稍远的地方，有一家小客栈，门口挂着一个风一吹就嘎吱乱响的铁牌子，上面用奇形怪状的字写着：杜加尔桥客栈。从罗纳河的流向看，这个小客栈位于路的左边，背靠着河，后面还附有一块朗格多克人称之为“花园”的一块地，也就是说，客栈的正门朝客人开放，背后有一块围起来的地，里面有几棵生长不良的橄榄树和树叶上落满灰尘的野无花果树，树与树之间的空地上种了些菜，有大蒜、辣椒和葱。在园子的一角，一棵高大的意大利五针松像个被人遗忘的哨兵似的站在那里，忧伤地伸展着它那柔软的枝叶，那像扇子般展开的顶枝在三十度灼热的阳光炙烤下啪啪作响。

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树木，都很自然地朝着“普罗旺斯三大害”之一密史脱拉风刮的方向弯着腰，另外两害，众所周知或者众所不知，就是杜朗斯河和议会。

在周围那片颇似一个尘土的大湖似的平原上，东一块西一块地种着小麦，大概是当地的园艺家们出于好奇试种的。每个麦穗都成为一只蝉的栖身之处，蝉用它们那刺耳单调的叫声追逐着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迷路的旅行者。

大约七八年以来，这家客栈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经营，他们只有一个叫特丽奈特的女仆和一个叫帕科的马夫。自从挖了那条从博凯尔到埃格莫尔特的运河以后，货船取代了马车，马拉的驳船取代了驿车，这两个取代也就足以断送店里的活路了。

这条运河好像成心要让这个被它搞破了产的客栈老板更加一筹莫展似的，正好在为它提供水源的罗纳河和被它挤垮的公路中间通过，离我们前面简单却如实地介绍过的那家客栈只有一百来步远。

这个小客栈的老板是个四十至四十五岁的男人，高个儿，干瘦，很结实，是个典型的南方人，两眼深陷，炯炯有神，鹰钩鼻子，牙齿雪白，就像一只食肉动物，虽说他已经不算年轻，但头发还没白，跟脸上那一圈络腮胡子一样，浓密卷曲，偶尔夹杂几根银丝。他的皮肤生来就黑，再加上这个可怜的人养成了从早到晚站在门口、盼望见到一个步行者或者乘车的旅客来投宿的习惯，所以，脸上又多了一层茶褐色，他的这种期待通常都以失望告终。他没有别的办法遮挡那火辣辣的太阳，只是像西班牙的赶骡人那样，在头上系了一块红帕子。这就是我们的老相识加斯帕尔·卡德鲁斯。他的妻子玛德莱娜，娘家姓拉代尔，与他相反，是个脸色苍白、瘦弱多病的女人。她生在阿尔附近，虽然还保留着家乡姑娘的俊俏，但由于染上了埃格莫尔特池塘和卡马尔格沼泽一带流行的低烧病，姿色也渐渐减退。她几乎终日瑟瑟发抖地坐在二楼的卧室里，要么躺在扶手椅里，要么靠在床上。她丈夫则习惯地站在门口瞭望；他情愿延长这种瞭望时间，因为，每当他与妻子在一起时，她总是不停地抱怨时运不济，她丈夫也总是用那句哲人的话作为回答：“别说了，卡尔孔特女人！这都是天意。”

这个绰号的来由，是因为玛德莱娜·拉代尔生在萨隆镇和朗贝斯克镇之间的卡尔孔特村。当地人总是习惯用绰号而不是用姓名来称呼别人，所以，她丈夫就用这个绰号代替了玛德莱娜，因为，对他那粗俗的语言来说，这名字叫起来太温柔了、太软绵绵了。

然而，尽管我们的店主表面上听天由命，但我们不能认为他没有深深地感到这条可憎的博凯尔运河把他搞得多么惨，不能以为他对老婆喋喋不休的抱怨无动于衷。他也跟所有的南方人一样，是个生活俭朴、没有很高奢求的人，但当年他对穿着还是很讲究的。因此，在他生意兴隆时，从不放过一次火印节和塔拉斯各龙宗教节，总是带着卡尔孔特女人一起参加节日的庆祝活动。他穿上南方人那种颇有地方色彩的服装，既像加泰罗尼亚人的打扮，又像安达卢西亚人的装束；她则穿上阿尔女人的漂亮衣服，那种式样很可能来自希腊或者阿拉伯。但是，渐渐地，那些表链、项链，五颜六色的腰带，绣花衬衫、丝绒外衣，花纹雅致的长袜、色彩鲜艳的护腿套和带银褡袢的鞋子都不见了。加斯帕尔·卡德鲁斯既然不能再显示昔日的富有，就跟妻子一起退出了浮华场面。那节日的欢乐声音一直传到他那破旧的旅店，他听了不禁一阵心酸。他继续开着这个店，与其说是为了挣钱，不如说是留个栖身之所。

因此，卡德鲁斯又照例在门口站了大半晌，那忧郁的目光先是看着一片光秃秃的草地上那几只觅食的母鸡，然后，又朝那落寞的大路两头瞧着，大路向南北两边延伸着。这时，他妻子突然尖叫一声，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岗位。他嘟嘟囔囔地进了屋，上了二楼，不过，大门仍然敞着，仿佛示意过往旅客勿忘光顾似的。

卡德鲁斯进屋的时候，正是正午时分。他目光扫视过的，我们方才也描述过的那条大道，夹在两排枝叶稀疏的树木中间，向两端伸延，白茫茫的，一望无际，犹如沙漠一样廓落孤寂。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任何一个旅行者，只要可以选择另一个时辰，绝不会在这个时间来忍受这可怕的“撒哈拉大沙漠之苦”。

不过，尽管有上述种种不可能的理由，如果卡德鲁斯继续留在他的岗位上，还是可以看到，从贝尔加尔德方向走来一个骑士，他坐在马上，步履和谐，马和主人配合得十分默契，这说明马与主人之间关系极为融洽。那匹马是阉过的，奔跑起来四蹄轻快优美，骑者是位教士，尽管是烈日炎炎的正午，他仍然穿着一身黑衣，头戴一顶三角帽。马驮着主人，迈着小步慢慢走着。

来到门前，人和马都停了下来，因为很难说清究竟是马让人停，还是人让马停。反正骑士下了马，牵着缰绳，把它系在一个破护窗板的旋转钩钉上，那护窗板上只剩下一个合页。然后，那教士一边用红色棉布手帕擦着额上的汗水，一边朝门口走去，站在门槛，用手杖的铁尖在门上敲了三下。

一条黑色的大狗立刻站起来，狂吠着朝前冲了几步，露出一口尖利的白牙。这恶狠狠的态度说明它很少见到生人。

很快地，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震动了沿墙而上的木楼梯，这家破屋的主人弯着腰，倒退着下了楼，来到教士站立的那个门的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