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上册_第一部分 埃德蒙被陷害

“那有什么办法?费尔南可能把信拾了起来,自己把它重抄一遍;费尔南也许根本没费这个劲。一想到这里……天哪!他说不定把我写的那封信送走了!幸亏我没用自己的笔体写。”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当泰斯是阴谋分子?”

“我嘛,我对此一无所知。我说过了,我以为是开了个玩笑,没有别的。看来,我也跟阿尔勒甘一样,说笑之中言中事实了。”

“这实际上是一回事。”卡德鲁斯又说,“我真希望这件事没发生,至少别让我知道,为此我愿付出一切代价。你看着吧,这事肯定会让我们倒霉的,当格拉尔!”

“如果这件事真会让什么人倒霉,那也一定是那个真正的罪人,而真正的罪人是费尔南,不是我们。我们能倒什么霉呢?我们只要对这件事只字不提,泰然处之,事情就会平安过去。”

“阿门!”卡德鲁斯说着,跟当格拉尔做了个“再见”的手势,就朝梅朗街方向走了,还像心事重重的人那样,一边摇着头,一边喃喃自语。

“好极了!”当格拉尔说道,“事情果然按照我的意愿发展了。我现在当上临时船长,只要卡德鲁斯这个傻瓜不开口,我就可以当上真正的船长了。除非法院把当泰斯放了?咳!法院是公正的嘛!”他又微笑着说了一句,“我相信法院。”

说完这句话,他就跳上一只小船,让船夫把他送到“法老”号。我们还记得,船主跟他说好在那里见面。

第六章 代理检察官

在格朗库尔街的美杜莎喷泉对面,有一座普杰设计的贵族风格的古老府邸。在这座府邸里,同一天,同一时间也在举行订婚宴会。

只是,前一个宴会的客人都是下层人、水手和士兵,这里的人都是马赛上流社会的名人,他们当中有拿破仑篡位时辞职的法官;有从我们军队里开小差、跑到孔代军队任职的老军官;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家境并不好,但出于对那个人的仇恨,家里还是出钱雇了四五个人代他们服役;那个人被流放了五年,本应成为一个殉道者,然而,十五年的复辟生涯却把他变成了一个神。

客人们围坐在餐桌旁,热烈地交谈着,谈话里洋溢着各种激情,时代的激情;这种激情在南方尤为激烈、狂热和可怕,因为,五百年以来,宗教仇恨又在政治仇恨上火上加油。

在这些客人看来,那个曾经主宰过差不多半个世界,而今只是个小小的厄尔巴岛之王;曾经听惯了一亿二千万臣民用十种不同语言高呼“拿破仑万岁”,而今只统治着五六千草民的皇帝,无论对法国还是对王位来说,都已经彻底失败了。法官们评论他政治上的失误;军人们谈论着莫斯科战役和莱比锡战役;女人们议论他与约瑟芬的离婚案。这群保王党好像并不单单是为他一个人的失败而兴高采烈、得意扬扬,他们是在庆祝一个原则的灭亡,庆幸他们自己又获得了新生,庆贺他们从可怕的噩梦中走了出来。

一个佩戴圣路易十字勋章的老人站起来,提议为路易十八国王的健康干杯,这人就是圣梅朗侯爵。

这杯酒使人同时联想起哈威尔的逃亡者和法国的绥靖国王,众人的情绪因此更为高涨。他们按照英国人的方式举起酒杯,女人解开她们的花束,把花撒在桌布上。这种激情颇有诗意。

“要是那些革命者在这里,”圣梅朗侯爵夫人说道,她是个眼睛干涩、嘴唇很薄、说话充满贵族腔调的女人,虽然年过五十,但风韵犹存,“那些曾把我们赶走,但是如今被我们留在恐怖时期的革命者应当承认,那些在从我们手里廉价买走的古老城堡里安安静静地密谋造反的革命者应当承认,真正有忠心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始终忠于一个行将没落的君主制度,而他们只欢呼初升的太阳,并在我们失去财富的时候趁火打劫,大发横财;他们应当承认,我们的国王是名副其实的‘受人爱戴的路易’,而他们那个谋权篡位者从来都只是个‘受人诅咒的拿破仑’,您说是不是,德·维尔弗尔?”

“您说什么,侯爵夫人……请您原谅,我刚才没听你们谈话。”

“哦!不要打扰孩子们了,侯爵夫人。”刚才提议祝酒的老人又说,“孩子们要结婚了,他们自然有别的话题,而不是政治。”

“请您原谅,母亲,”一个满头金发,在毛茸茸的长睫毛下转动着一对水汪汪大眼睛的漂亮姑娘说道,“我刚才只顾独自跟德·维尔弗尔先生说话了,现在我把他还给您。德·维尔弗尔先生,我母亲在跟您讲话呢。”

“我随时恭候夫人的问话,请您把刚才的问题再重复一遍,我没有听清。”德·维尔弗尔先生说道。

“我原谅您了,雷娜。”侯爵夫人说,那张枯槁的脸上竟然绽开一副令人吃惊的温柔笑靥。女人的心就是这样,无论因为偏见和政治信仰的刻薄变得多么冷漠,但总会有一个宽容善良的角落,那就是上帝赐予她们的母爱,“我原谅您了……我刚才是说,维尔弗尔,那些波拿巴分子既没有我们的信念,也没有我们的热情和忠诚。”

“哦!夫人,但他们至少有一种代替这些特点的东西,那就是狂热。拿破仑是西方的穆罕默德,在那些野心勃勃的民众眼里,他不仅是一个立法者,一个主人,还是一种象征,一种平等的象征。”

“平等的象征!”侯爵夫人喊道,“拿破仑,平等的象征!那您把罗伯斯庇尔先生摆在哪里呢?我看您是把他的位子夺过来,送给这个科西嘉人了;在我看来,他有个谋权篡位的头衔就足够了。”

“不,夫人,”维尔弗尔说道,“我把每个人都摆在他们应有的位子上:罗伯斯庇尔的位子是路易十五广场上的断头台,拿破仑的位子则在旺多姆广场的铜柱上。他们两个的区别在于,前者把平等的标准压低了,后者则把它提高了;前者把国王降到断头台的水平,后者则把人民抬到了王位的高度。不过,”维尔弗尔又笑着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人不是可鄙的革命者,并不意味着对法国来说,热月九日和一八一四年四月四日不是两个幸福的日子,不是两个值得秩序和王朝的拥戴者庆祝的好日子;这也同样说明,为什么拿破仑倒了,并且永远不会起来了——但愿如此——却仍然拥有自己狂热的信徒。有什么法子呢,侯爵夫人?克伦威尔连拿破仑的一半都不如,可他不是也有自己的信徒嘛!”

“您知道吗,您说的这番话让人在一里地以外就能闻到革命党的味道呢,维尔弗尔?不过,我可以原谅您,一个吉伦特人的儿子,不可能没有吉伦特人的气息。”

维尔弗尔的脸顿时涨得通红。

“我父亲确实是吉伦特派,夫人,”他说,“这不假,但我父亲没有投票赞成处死国王,他在恐怖时期也跟您一样被流放,而且,他险些跟您父亲死在同一个断头台上。”

“不错,”侯爵夫人说道,这段血腥往事的回忆丝毫没有改变她脸上的严厉表情,“只不过他俩是为了捍卫截然不同的原则被送上断头台的,其证据就是,我全家始终跟流亡的亲王们在一起,而您的父亲急不可耐地投靠了新政府,公民努瓦尔蒂埃是个吉伦特派,而伯爵努瓦尔蒂埃当上了参议员。”

“母亲,母亲,”雷娜说道,“您知道,咱们说好,不再提这些不愉快的往事。”

“夫人,”维尔弗尔答道,“我也跟德·圣梅朗小姐一起,恳请您忘却过去。何必再去谴责这些连上帝都无能为力的事呢?上帝可以改变未来,却无法改变过去。作为凡人,我们所能做的,如果不是否定过去,也只有把它忘却。啊!我呢,我不仅放弃了父亲的政见,而且放弃了他的姓氏。我父亲曾经是,或许现在仍然是波拿巴分子,并且姓努瓦尔蒂埃;但我是保王党,并且姓维尔弗尔。让那些残存的革命浆液在那棵老树干里干枯吧,夫人,您应当看到的是那棵新树苗,它已经脱离老树,尽管它还不能,我甚至说它不想完全脱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