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_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1931年

他提起了几户处境堪忧的人家：养猪的农户约翰·斯拉特瑞在脱粒时出了事故，丢了右臂，他家需要些罐头食品，为救农场脱离困境，还需要大家能腾出来的任何人手；八十七岁的阿贝尔太太瞎了眼睛，孤零零一个人，教友如果愿意每星期腾出几个小时帮忙，教会将会非常欢迎……格罗特一家七口身陷水深火热之中，父亲失业，四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月前早产的婴儿全都体弱多病，母亲难以下床……

“真惨呢。”尼尔森太太低语道，“我们想个法子帮帮他家吧。”

她不知道我跟格罗特一家的过节。他们只是另一户遥远的悲惨人家。

仪式过后，我们穿过安静的街道往回走。雪已经停了，夜晚晴朗而寒冷，煤气灯投下圈圈光晕。我们三人一步步走近尼尔森家，大宅遥遥映入我的眼中，仿若初识：门廊上亮着的灯，门上的长青环，黑色的铁栏杆，平整的人行道。大宅之中，在一幅窗帘后，客厅里还亮着一盏灯。这里让人乐于重返它的怀抱，这是一个家。

每隔一个星期，星期四吃完晚餐以后，尼尔森太太和我会跟墨菲太太及其他六位女士一起缝被子。这群太太中间最阔气的那位住在城郊一栋宏伟的维多利亚式大宅里，我们就在她家宽敞的会客厅里碰头。在一屋子女人中，我是唯一一个小孩，却一下子感觉如鱼得水。我们会一起用某个会员带来的图样和面料缝制同一床被子，缝完一床就换一床，每床被子大约要缝四个月。据我所知，正是这群太太缝出了我那间粉色卧室床上名叫“爱尔兰花冠”的被子——黑色的背景上，四朵带绿茎的紫色鸢尾在中心交会。“有朝一日，我们也会为你做一床被子，多萝西。”尼尔森太太告诉我。她开始把店里布摊的边角料存起来，把每片碎布都放进一个写着我名字的扁皮箱。吃晚餐时，我们会谈起它：“一位女士买了十码半漂亮的蓝色印花布，我把剩下的半码给你存起来了。”她说。而我已经挑好了图样：双婚戒花色，也就是一串相扣的环形，是用一小块一小块方形布料拼起来的。

每个月，尼尔森太太和我都会在某星期日下午擦擦银器。她会从餐室橱柜一个长长的抽屉里取出一个沉重的红木盒子，里面装着她母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一套餐具。尼尔森太太告诉我，这也是她继承的唯一一件遗物。她一件接一件取出餐具，在桌上的抹布上摆成一排。我则从客厅的壁炉架上取来两只小银碗和四支烛台，从餐具柜里取来一个大浅盘，再从她的卧室里取来一个盒子，盒子上用细长的手写体写着尼尔森太太的芳名“维奥拉”。我们还会用上一罐沉甸甸、泥巴色的膏剂、几把又小又硬的刷子、清水和一大堆抹布。

一次，我正在擦拭一只花饰华丽的勺子，尼尔森太太指着自己的锁骨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把它擦亮。”说话时，她并没有正视我。

我轻抚着脖子上的项链，一路摸到了那个克拉达十字架。我伸出双手到颈后，解开搭扣。

“用刷子吧，动作轻些。”她说。

“这是祖母给我的。”我告诉她。

她望着我，笑了。“还要用温水。”她说。

我用刷子一路刷过，暗沉沉、灰扑扑的项链登时变得熠熠生辉，一度晦暗失色的克拉达十字架也再次活灵活现起来。

“瞧，”当我洗净、擦干项链又重新戴上时，尼尔森太太说，“好看多了。”尽管她一个字也没有问，我心里却清楚，她正在示意，她明白这条项链对我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我搬

到尼尔森家以后，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吃晚餐时，尼尔森先生说：“多萝西，尼尔森太太和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我以为尼尔森先生会提起他们正在筹备的拉什莫尔山之行，但他望望自己的妻子，而她对我微微一笑。我回过了神，尼尔森夫妇要谈的是别的事情，更重大的事。

“在你刚来明尼苏达州的时候，有人给你取名叫多萝西。”她说，“你是格外中意这个名字吗？”

“不怎么中意。”我不太摸得清楚状况。

“你知道我家的薇薇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吧？”尼尔森先生说。

我点点头。

“嗯。”尼尔森先生的双手平放在桌上，“如果你能沿用‘薇薇安’这个名字的话，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从法律上讲暂时还不算是，但我们心里已经开始把你当女儿看待了，我们也希望你开始把我们当父母看待。”

他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一时间我茫然无措。我对尼尔森夫妇的感情——感激也好、尊重也好、欣赏也好，却跟亲子之爱并不相同，应该说是不尽相同。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却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说清。我很高兴能跟这样一对夫妇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也已经开始了解他们安静、谦虚的做派，我感谢他们收留我。但我每天都会意识到，自己与他们是多么南辕北辙。他们非我族类，也绝不会是。

对于沿用他们女儿的名字，我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担得起这副担子。

“不要逼她，汉克。”尼尔森太太扭头面对着我，说道，“不要急，决定了再告诉我们。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家都会有你的位置。”

几天后，在商店罐头食品区的货架旁，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嗓音。我认得出那个人的声音，却又一时想不起来。我把余下的玉米和豌豆罐头放到面前的货架上，拿起空纸箱，慢慢站起身，暗自希望能偷偷瞧瞧对方是谁。

“我可以干计件工，来跟你换东西，如果你乐意的话。”我听到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男人对尼尔森先生说。

每天都有人来到店里，嘴里说着一堆不付款的理由，要么要求赊账，要么提议用东西换货。看上去，尼尔森先生每天傍晚都会带些从顾客那里得来的东西回家：一打鸡蛋啦，叫“lefse”的挪威软饼啦，一条长长的针织围巾啦。尼尔森太太会翻个白眼，说句“哎呀”，但并没有怨气。我觉得她很为尼尔森先生自豪：他不仅如此善良，而且有法子如此善良。

“多萝西？”

我转过身，略微吃了一惊：那是伯恩先生。他的褐色头发又乱又长，双眼布满了血丝，我说不清他是否一直在酗酒。他到这里来做什么？到一个离他自己家三十英里的杂货店做什么？

“嗯，真是没想到。”他说，“你在这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