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DNA新攻略

一周以来，我尽力调整回原定的日程。伊娃的清洁工作和寻父计划的取消让我省下了不少时间，我都用来练习空手道和合气道了，有一阵子没练了。

我的老师，一位五段高手，一个沉默寡言，特别是与黑带选手交流甚少的男人，突然把我拉到一边。当时我正在道场里打沙袋。

“有些事情让你很愤怒。”他说。他只说了这些。

他很了解我，我绝不是一个会屈从于情绪波动的人。他提醒了我，这么做很正确，因为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愤怒。

我有点生罗茜的气，因为她竟然拒绝了我的要求。但很快，我就开始生自己的气，我的社交技能的缺陷很显然让罗茜陷入了极大的窘境。

我试着给罗茜打了几次电话，但都转到了语音信箱。最终，我决定留言：“如果你罹患白血病，又无法找到匹配的骨髓移植来源，怎么办？你的生父会有强烈的动机去帮助你，成为合适的捐赠者。所以说，寻父计划的失败可能是致命的。只剩下11个候选人了。”

她没有回电话给我。

“这样的事情不稀奇。”在四周以来的第三次咖啡馆会面时，克劳迪娅如是说，“你和一个女人纠缠不清，关系进展不怎么顺利……”

就是这话。我，以自己的方式，和罗茜“纠缠不清”了。

“这不容易，”克劳迪娅说，“但所有人都会给你同样的建议。忘了她吧，你还会有新的机会。”

克劳迪娅的逻辑是建立在完善的理论架构和大量的专业经验上的，很明显要好过我不理智的感知。但我又仔细想了想，发现她的建议或者说是心理学本身是基于对普通人的研究结果，而我很清楚自己的性格绝对是有些不寻常的地方的。克劳迪娅的建议对我来说是否有些不合适呢？

我决定采取一些折中的办法。我要继续寻妻计划。如果（也仅限于此）我还能有富余的时间，才会继续寻父计划，一个人做下去。如果我能够给罗茜一个解决方案，或许我们还能做朋友。

比安卡之灾让我重新调整了调查表，加入了更为严苛的指标。我加设了有关跳舞、球拍类运动和桥牌的问题，以筛除那些要求我掌握无用技能的候选人，同时还增加了数学、物理学和遗传学问题的难度。选项“（c）适量”只能在喝酒问题上被接受。我将答案整理好，直接去找吉恩，他很擅长对数据二次利用的科研实践。他可能会帮我找出符合标准的候选人。没错。

由于缺乏寻妻计划候选人，我开始全力思考为寻父计划拿到DNA样本的最佳途径。

在我为鹌鹑去骨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答案。候选人都是医生，他们可能会愿意为遗传学研究做出贡献。我只需要一个合理的借口就可以要到他们的DNA样本。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讲座让我想到了一个借口。

我拿出11人名单。其中的2个已经故去，还剩9个，7个正在海外，所以没有参加同学会。有两个人留有本地的电话号码，一位正是我所在大学医学研究所的所长。我首先给他打了电话。

“勒菲弗教授办公室。”一位女士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是遗传学系的蒂尔曼教授，我想邀请勒菲弗教授参加一个科研项目。”

“勒菲弗教授正在美国休假，两周后回来。”

“很好。这个项目是有关高成就群体孤独症遗传标记的携带情况的。我希望他能够填写一份问卷，同时提供一份DNA样本。”

两天后，我成功联系到全部九位健在的候选人，给他们发了问卷。这问卷是依照阿斯伯格综合征研究论文编写出来的，还有取样刮板。问卷其实无关紧要，只不过是让这项子虚乌有的研究看起来合理合法。在附带的说明中，我明确指

出自己是一位遗传学教授，来自一所极具声望的大学。同时，我还得设法找到两位故去医生的亲属。

我在网上找到了死于心脏病的格哈德·冯·戴恩博士的讣告。里面提到了他的女儿，那时她还在念医学院。我毫不费力地就联系上了布丽吉特·冯·戴恩博士，她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项目。小菜一碟。

杰弗里·凯斯要麻烦得多，他毕业一年后就去世了。我很早以前在同学会的网站上看到过他的一些基本信息：没有结婚，没有（为人所知的）孩子。

与此同时，DNA样本也陆陆续续地寄过来了。有两名医生，都是来自纽约的医生，拒绝参加这个项目。作为职业医生，他们为什么会拒绝参加一项如此重要的研究？他们有什么要隐瞒的吗？难道他们以为这是身处同一城市的私生女发来的要求？随后我想到，如果他们怀疑我的动机，完全可以寄一份朋友的样本过来。这么看，拒绝总比欺骗要好得多。

七个候选人——包括小冯·戴恩博士——寄回了样本，没有一个是罗茜的父亲或是姊妹。

“我来取勒菲弗教授的包裹。”我告诉接待员。他在市医院工作，我很希望能够躲开会面或是询问。我失败了。她拨通电话，报了我的名字。接着，勒菲弗教授出现了。他约莫54岁。在过去的13周里，我见了许多54岁的男男女女。他拿着一个大信封，里面应该装着注定要被扔进废纸篓的问卷，还有他的DNA样本。

他走过来，我想要拿过信封，但他伸出另一只手握住了我的手。这场面有点尴尬，我们只是握了手，信封还在他手里原封不动。

“西蒙·勒菲弗。”他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完全是我没有想到的。为什么他会质疑我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