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两岸

台湾省自1895年4月17日，中国甲午海战清朝失败后，被迫割让给日本。至1945年10月25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由日本归还中国。（《英国大百科全书》中文版第7期词条：“台湾”）

当时代从“清朝”更迭为“民国”，国人并没有忘记被割让的台湾。出身中国著名世家的陈寅恪将自己的女儿取名“流求”，表达了中国人民“绝不放弃”的国土情怀。这与闻一多先生“七子之歌”异曲同声。

台湾复归中国，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成果，对于中华民族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意味着雪洗“甲午战争”的耻辱；它标志着推翻封建王朝的中国人民已经爆发出巨大的爱国热情，所以能够承受艰苦卓绝的抗战，从而使世界承认了自己国家的独立性与尊严。

然而由于“国共”内战，人们的注意力被转移，当时对“台湾回归”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与认识。很快地中国就进入了“两岸对峙"的漫长年代，以至内地的人们对台湾收复后的过程一直是隔膜的。

“两岸”成为大陆和台湾的特指：一个特殊的地理和政治分界；而“一个中国”的原则却是双方共同遵守的默契。至2008年，共产党与国民党重建合作，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跨入一个新格局。今日之台湾，对于中国非常重要，它的意义不止是在国防与军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台湾和内地不同的发展模式，表明中华民族在振兴之路上的探索。

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就有毕业生分配赴台，参加政府接收；至1948年国民党撤离大陆，西南联大几位校长和一些著名学者、学子随之登岛。联大学人在岛前后总数约三百人。他们致力于去除“日本化”，投身土地改革、振兴农业、重建教育，对台湾的经济起飞和政治民主化，发生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这些在大陆都鲜为人知。

在大陆，西南联大则为新中国的建设储备了一批高端人才，这在过去那个被国际世界封锁的时代弥足珍贵，其中最突出的是对“两弹一星”工程的巨大贡献。在日本人狂轰滥炸昆明的二十年后，新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爆炸原子弹的命令书上签字的，就是当年的西南联大学子邓稼先。此外在人工合成胰岛素等重大科技成果的突破方面，联大人也起到最骨干的作用。

而在1957年，联大学子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由此成为最先来往于“两岸”的科学家。西南联大学人一直是“两岸”联系纽带的中坚力量。台湾的学人们在历史的波涛中显示出“本是同根生”的民族血脉和不可分割的凝聚力。

邓稼先：“人杰”与机制

邓小平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1999年，大陆对“两弹一星”有功人员举行了隆重授勋，在二十八位功臣中，有八位是联大的教师和学生。他们是：赵九章、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朱光亚、王希季、邓稼先。

“这些人，都是一个人就代表着科学进程中‘一个台阶’的宝贵人才。有时候失去他们中的一位，中国原子弹等重大工程就会迟缓很多日子。”当空气力学专家郭永怀在空中遇难时，邓稼先曾经这样沉痛地说过。这是一批成长于战时大学的学子们，建国后，他们从海外毅然归国，撑起了大陆和平的天空。正是他们这代人为新中国创造的功绩，使人们重新认识到，战时大学在八年战火中坚持“弦诵”的价值。

我见到朱光亚时，他和妻子住在一栋警卫严密的小楼里。他告诉我，为了不给人们增添麻烦，他基本上不出门。虽然也很想回到云南去看一看昔日上学的地方。他们夫妇把听音乐作为消遣。朱光亚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中国诞生了。我们当时比较要好的少数同学，专门找一个地方庆贺了一番。那个时候我已经萌发了愿望，同时我学业已经结束，学位考试都完了，所以就非常想回来。

朱光亚为我们拿出一些在美国留学时期的照片。其中一张，留学生们在林间围坐野餐，而朱光亚站在中间读一封从大陆寄来的信。

1950年初，我是三四月份回来的。那时感觉到要快点回去。一方面有家庭的关系，那时候我还没有对象呢。我的父亲年老，希望我回来；主要是感觉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当时有一个小的集会，大家的情绪很高。在美国时研究生搞同学会，我也曾经在同学会跟大家一起讨论。不少同学都觉得，应该学完了赶快回去。成立新中国了，应该投身到自己的国家里面，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做一点事，尽我们的一份责任。

我到过王希季的家，他是云南人，被誉为中国的“火箭之父”。中国的第一代火箭和卫星都是他设计的。王希季从联大毕业后，怀着科学救国、科学强国的理想，先后投身军工制造业和电力工业，后来也留学美国。归国后，他最早提出了中国必须争夺“天疆”的理念。

我访问郭永怀的妻子李佩，她也是联大学生。李说，当年留学生们常在她们家开会，商量归国的事情。郭永怀非常坚定。为了能够顺利回国，郭永怀不惜烧掉自己历年的研究资料，他说“最重要的东西都装在脑海里了”。

任之恭教授回顾战时岁月时曾经说：“我常常为没有获得直接的成果而沮丧。然而，由于看到昆明经历了战争的青年科学家的力量和潜能，我觉得有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丰富经验和极大满足。”

邓稼先，西南联大学子，抗战胜利时留学美国，后毅然归来，为中国原子弹工程贡献直至牺牲。他的思想、经历和奉献，正是那一代学子的优秀代表。

邓的夫人许鹿希，是北大校友、“五四”前驱许德珩的女儿。许、邓两家是世交。邓稼先归国后，在两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之间，诞生了一个轻松宽裕的小家庭。命运的改变从1958年8

月开始。许鹿希说：

1958年以前，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做副研究员。那时候调动工作，把他调到二机部，二机部是核工业部，做理论部主任。调动那天，钱三强先生跟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要你做这个工作，怎么样？”邓稼先听了这句话，心里就咯噔一下，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大炮仗就是原子弹。他当时就问，我能行吗？钱先生跟他讲了一些道理，他就服从调动。当时家里负担很重。两个孩子很小，两边的父母都有病。邓的父亲是肺病，母亲有哮喘病。

他就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家里的事，他不能管了，都靠我了。那时候我三十岁，邓稼先三十四岁，那是1958年。我们的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可是我看他那么坚决，我就说我支持你。

邓稼先的人生之路从此走上了这样的三步棋：抛妻离子，步入险境，死而无憾。

后来我们俩谈了很久，他谈了很多日本人怎么欺负中国人的事。他说什么我听着。之后，他就突然一句话：“我今后的生命就交给今后的工作了，为了干好这件事，就是为了它死了也值得。”他说这句话，我就掉眼泪了。

参加国防项目，有“六不准”。诸如：不准与亲友联系通信，不准告诉他们自己的去向，不准发表学术文章，不准参与学术活动……等于这个人就消失了，不存在了。因为要失去个人的学术活动，有的人就中途不干了。许鹿希对我们说，参加这个国防工程的前后有十多万人，有许多人得了白血病，有人失明。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献身于这样一个荒野上的事业，成败不知。进入那个疯狂的“文革”年代后，还随时可能获罪。邓稼先就这样义无反顾地去了。家属都不知道他在哪里，通信、联系也要通过组织。杨振宁后来说：“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选择他所走过的道路。”

当邓的母亲病危的时候，他是不知情的。因为事前他已经同意这样的组织约束。许鹿希说：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候，邓稼先在新疆的罗布泊基地，看判读结果。他们的党委书记就给邓稼先一张飞机票，说你赶快回北京，那时候才告诉他，他母亲病危。在这以前，我怎么样也没办法把他搞回来，他领导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母亲病中已经昏迷很久，难以维持了，就在医院等着。

吉普车准备好了，加满了油，两个司机，轮流开车。从罗布泊，新疆的戈壁滩上，开车到乌鲁木齐的飞机场，飞到北京西郊军用机场。下飞机后，把他直接带到医院，让他看他母亲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