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两岸

在他母亲床旁边，放着一张新闻公报，那时候叫“号外”。他父亲、母亲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邓家父母此时的心情，是焦虑与欣慰兼有之。当年，邓稼先在日寇占领下逃离北平，去昆明考西南联大，父亲邓以蛰对他说过：“孩子，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建立中国国防，这是几代人的愿望。杨振宁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崇高奉献精神的儿子。”杨认为，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在中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中国的情况太特殊，需要付出的东西太多，已经超出一个科学家所能，只有邓稼先这样无私的朴实的人才能做到。

在邓稼先这一批人的身上，积淀太深了；不仅积累着中国现代最高科技的力量，更寄托着几代人和整个民族不甘凌辱，独立自强的希望，所以他充满了自我牺牲的精神。许鹿希回忆：

过了几天，中科院的副院长严济慈先生到我父亲家。严先生跟我父母都是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朋友，很熟的。严先生到我家里，我爸爸就说，搞出原子弹来太好了。他问严先生：是谁有这么大本事把中国原子弹搞出来了？严济慈先生就笑得要命，哈哈大笑，说：“你问我？你去问你女婿去啊。”这句话才真正把这个事给挑明了。这时，我们全家人才知道邓稼先是搞原子弹的。

邓稼先在1985年得癌症，发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1986年去世。许鹿希给我看一张照片，是杨振宁到病房最后看望老友，两人站在一起，年龄较小的邓却显得如此苍老和虚弱。这时邓的嘴角上带有血丝，全身大出血，不久就逝世了。而另外几张，是邓稼先当年在美国时与杨振宁的合影，邓是那么高大帅气，英姿勃勃，明显比杨要年轻。照片中邓稼先与杨振宁的弟弟在做一种滚球游戏。邓稼先早逝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身体大量地接受辐射，遭到核污染。许鹿希：

邓稼先在1958年8月接受任务的时候，他已经下决心为这个事业不惜一切。我了解他的心情。因为我们受过日本鬼子的侵害。对他生命最大一次的威胁是：我们曾经失败过一次。有一次一颗弹从飞机上掉下来的时候，应该是拿降落伞慢慢落，落到一个高度；可是没有降落伞，它是自由落地，又有风吹，它就跑得很远，完全摔碎了。摔碎的弹片，大概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一个弹片，全摔碎了。当时是“文革”刚刚完，那个降落伞没有造好。等到这个倒数起爆的时候，没有蘑菇云，没有响动。到底这个核弹哪去了？派了很多防化兵去找。可是防化兵不认得那个摔碎的弹片。邓稼先就亲自去找。

每一次爆炸之前，要专家签字。一般都是邓稼先亲自签字。签字就是他对祖国负责。而这一次，邓稼先签好字以后，这个弹没响。许回忆：“基地的领导说，老邓，你不能去，你比我的兵值钱。他说这么恳切的话，让邓稼先不要去。邓稼先当时顾不了这些，立刻上了吉普车就走了。跟邓稼先一起上吉普车的，有二机部的赵副部长。”

吉普车在那个戈壁滩上到处找，大致知道方向。邓稼先一下子看到了摔得很碎的一大片。他就对赵副部长说：“你们停住，你们进去没用。”把别人都隔在外面，他自己去。

他进去，弯着腰，一步一步在地上找。他一下子就找到了摔碎的弹片。他当时什么也不顾了，他就用手把那个

东西捧起来。这是有非常强的放射性物质，对人的损害是不得了的。一看，他就知道没有核爆炸，只是摔碎了。他退回来，跟赵副部长说：平安无事。

中国人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邓稼先此状更危于“虎穴”。他是用生命在对抗核辐射。事后查清，是降落伞出的问题，不是邓所负责的方面出的问题。这一次留下来了照片：

就是这张照片，高个子的就是邓稼先，矮个子的就是赵副部长，他们戴着白帽子、白口罩，穿着白衣服、白裤子，站在戈壁滩上。这个是他退出来了。忽然要求拍一张照片，手捧着弹片，以后身体就非常坏了。

邓稼先当时主动提出拍一张照片，他知道这就是他的生死极限。其实现场所有的人也都知道这个分量。这令人想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类殉道的话。这件事情一说出来就引起了我们摄制组强烈的震动。一个核武器研究的总负责人，亲临现场自己去接受致命的核污染。为什么邓稼先这么重要的科学家要亲自去现场遭受这样的核辐射？

邓稼先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环境，不允许人们进行科学的判断和分析。他和自己的科学家团队时常处于被“批斗”和入“学习班”的冲击中，有一次学习班还打死了一名炸药专家。核试验随时会被无理停止。许说：

科学是允许试验、失败、找出原因、再改正、再失败、再找出原因，最后才成功的，没有说那么顺利，一次就成功的，不能说一点弯路不走；走一点弯路就说你是“反革命破坏”，说你是“反动学术权威”。那时候不讲理，利用完全不懂的一些年轻人乱喊，失败就说是破坏。

在住院的最后日子里，邓稼先对自己的事业进行了最后的交代。

当时国际上别的核大国核武器已经到了理论极限，这核武器差不多到了一个极限就不能再做了。这个时候别的核大国就会压中国，不让中国再做。中国必须赶在没有签订“核禁试”之前，也把中国的核武器达到理论极限。他在病床上向中央写了一封建议书——在他以后中国核武器应该怎么样发展。

1996年7月29日，在邓稼先逝世十周年那天，中国做了最后一次核实验，第四十五次。挑这一天，就是一种纪念。第二天，1996年7月30号，人民日报大字标题“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申明，中国从今天起，暂停核实验”。中国在联合国合约上签字了。

邓稼先的最后留言是：“我死而无憾。”这句话，令坚强者流下更加坚强的眼泪。

那天在邓家小屋，采访结束时，有人问到“奖杯”，许鹿希的嘴角上出现一丝不易察觉的表情，她始终没有拿出来这东西来。她珍重的是这个小屋里的每一件遗物。她让我们一一地拍摄了邓稼先的眼镜、茶杯，还有电话和折叠椅。许鹿希有一股气概，不愧名门之后。她懂得邓稼先的人生追求。

在这个简朴的小屋里，我想到了中国古老的传说“铸剑”：当铸剑人的女儿跳进熊熊大火的熔炉中，宝剑得到“人”的祭献，而铸造成功。这就是传世的莫邪宝剑。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防身宝剑、正义之剑，这把剑也是用报国志士的生命铸就的。邓稼先是为这个民族而生的志士。许鹿希说：“没有一个国的核武器是一批科学家干完原子弹的。干完原子弹、干氢弹，干完氢弹、干……我知道别的国家都是换人的。邓稼先他们是从头干到尾，干一辈子。所以这一辈子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西南联大校歌里唱出：“中兴业，须人杰。”“人杰”，并非只是有一技之长，或有数技之异者。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虽千万人，吾独往矣”的英雄。苦难的中国，是人杰辈出的国家，这份最可贵的资源，不是金元可以交易的。

我时常在想这个问题：中国与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立国”基础。美国靠最先进的机制和金元霸主的优势来结构这个国家，它的人才和资源是从全球各个地方，通过市场的竞争网罗而来的。所以美国必须保证它永远处在发展的前沿和高端，它才会有这种吸附的力量。一旦失去这个优势，情况很难预料。

而中国，近代史上数百年之久都一直在最糟糕的体制中挣扎。它是靠着本土的人们对于这个民族的挚爱和信念，自觉地付出与献身来维持和渡过危机的。中华民族的存在与发展的力量，源自它深层的文化精神和凝聚力。那些坚守本土，与自己民族在一起同进退的“人杰”，对于中国的生存功不可没。

在世界上很多弱小民族落后地区的历史上，都会产生这样的“人杰”，他们有如圣贤一般的道德光芒和献身的精神，感召和引领着那些不幸的人民。例如：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缅甸的昂山季素。他们与自己的群体之间差距非常大，有如神与凡人。相反，在那些机制比较合理的发达国家，如欧美，则不太会有这些超群人物；即使是国家首领，也不过是一个单纯的政治人才而已，在个人道德方面并不完整。因为他们是靠机制作保障的，领袖人物受到制约，即使有些缺陷也无伤举国利益。在这样的社会里，领导与群体的素质，基本上没有多大差距。

“人杰”是一种奇迹，却往往是对个人幸福和人生的违背，“人杰”为总体而牺牲，拯救在苦难中的国家和地区。而“人才”则比较正常和自然，他们是以维护个人权益为原则的，他们属于“市场”与交易。正常社会的道德，应该不是以牺牲个体生命与生活为要求的，正常的道德只是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规范。

我又开始思考，在“机制”与“信念”之间，事情的发展并不是绝对的，二者也在发生着转换与互动的关系。一个好的机制，好的生存发展环境，会令人们发生好的信赖之情和信仰，它所提升的是全民的普及的一种道德规范。而一个恶劣的机制，却会毁灭人们的信念与情感，结果是总体的道德滑坡，即使出现个别的献身英雄，也难挽救大局。正如胡适所说，有好的机制，才能保证好的道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