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弦诵：“无为而治”_完善的流程

昆明八年，梅贻琦是实际的西南联大校长。他将自己的职责定为：维护校园现有的秩序与章程；维持校园生存所必须的物质支持；抵挡和消解社会因素和统治上层对校园的不利干预和危害。梅校长最主要的工作，一是四处找资金以维系校园生存，一是应付中央政府的各种干预，化解他们对学校的不满，因为最主要的资金和支持来自政府。至于校园内部，梅校长自有强大的依托系统，那就是完善的秩序与章程，教授会和评议会是执行和监督机构。

西南联大的组织结构好比是一个洋葱头。它每一层的味道、性质完全一样，一直剥到中心，最后一层仍是“洋葱”。这个“洋葱皮”和“洋葱心”是教授，里里外外都是教授，没有阻隔，教授群体的层次构建了这个学校。

而后来的大学，好比是一个坚果，外状有皮、茸毛、干硬的果壳。行政、教务、后勤，非教学人员很多。中心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机构，是一个坚硬尖锐的内核，它是主宰。而教授被人们忽视，长期以来地位和作用都不如前面的各种人群。

坚果的毛、壳、核肉各有质的区分，是异质组合；而洋葱式的结构是无法分离的，是同质组合。前者是权力集中的产物，后者是民主系统化的模式。

完善的流程

“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是西南联大的“重头戏”。梅祖彦简述“教授治校”：

民主办学，当然有一条就是教授治校。当时是有一个教授会，就好像是一个议会，重大的事情都要教授会通过。教授会里面再选出来一些教授，就是资历比较深的，对管理工作比较有经验的，这十几个人成立一个叫评议会的。评议会就有点像常务委员会。这两个机构都可以决定学校重大事件的权力，例如聘任教授、管理学校、制订学校的教育方针等等。那么校长、教务长、秘书长这些行政官员，在学校里面实际上是公仆，是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议。所以这确实是教授治校。

我有幸采访他多次。有些内容是他反复谈的。“抗战前的清华、北大、南开以及战时的西南联大，从校长、教务长，到秘书长、训导长以及各系的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等等，都是一个人，没有副职。”那一代的教授，以教育事业为使命。他们才能全面地从教务、行政到社会关系的处理，都有良好的素养和实践经验；再加上他们的人望、人脉，可谓是对内得心应手，对外渠道通达。其中一些人还具有从政的资历，达到了国际化的水平。

那时学生和教师的比例比现在大得多，就是一个老师要管很多学生，但是他是一个人。那个时候工作关系是比较简单的。虽然国民党政府也有很多教条，层层地管辖你，但是和现在我们的政府部门，不说其他的，就说学校吧，我觉得那时候还是宽松得多。它只宣传三民主义和“一党治国”，它不深入到每一个部门管理。所以校长、教授主要只管教学，稍稍管一部分生活。不像现在清华大学的校长，要从头到尾统统管起来。

现在学校领导的工作量比那个时候是重了很多，所以他非得有很多副手不可。老讲精简机构、精简人，但是因为体制的缘故，它需要做的事情太多。好多社会上做的事情都是单位做，所以弄得机构臃肿。

那个时候校长、教授们虽然辛苦，一个教授要教好几门功课，还要管几个委员会，但他们能够深入到学生里面，深入到行政的各个方面，所以他知道学校是怎么回事儿。虽然他们很辛苦，但是他们很了解情况。

虽然辛苦，但他们是学校的真正主人，学校是他们的事业。梅祖彦说：“现在我们的教授不了解学校的情况，因为不需要我们去管，我们说了话也没有用。所以我们就只管教书。”“只管教书”，不是育人的态度，而是“当差”的态度。

沈克琦：“包括课程的设置，教学怎么搞，这些都是由教授来定，就教学管理来讲是很严格的。”梅贻琦治校直接依靠教授群体。学校有教授会和教授评议会，使得所有的事情都能科学地过滤、评估，从而得出负责的结论。比起依靠一般毫无学术阅历的行政人员在那里做主，一切显然要合理得多、人文得多，层次也高得多。

赵宝煦说：

西南联大，首先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它还是民主的。你看蔡元培办中央研究院，后来弄到台湾去，它也是教授民主评定。这个民主，首先有一个条件，你这个领导者得相信人。

在北京大学的档案馆里，我看到了保存下来的西南联大教授会记录，关于征地建校舍、关于招收学生、关于聘请教员等等的会议，后面都有参会教授们的亲笔签名，表示他们对这项决议的态度与责任。

教授会议记录是大学民主管理最真实的写照。

我想，关于当年刘文典如何被解聘，以及钱锺书在上海延误了学校课时，是他自己辞职还是由校方解聘，是否有梅校长的挽留电文等等，都可以在这些教授会议的记录中找到确凿的答案。因为在这里面是连一次募捐和一次补考都不会漏记的。

西南联大结束后，这批资料和档案被从昆明带回，由北大和清华分别管理：资料在北大，档案在清华。它们是西南联大在昆明九年最详尽、最真实、最全面的历史记录。

台北校友易君博先生说：

联大教授有两种个性特征，他们在校内是“教授治校”，在校外是“教授论政”，所以他们有很高的威望。你看张奚若教授是教授论政的典型。而教授治校跟梅先生有关系。

在当时“教授治校”并不被国民政府的教育部认可，一直到台湾李登辉时代，才重修“大学法”，纳入了民主治校的精神。梅祖彦说：“当时教育部的意思是要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就是你们只管教书，不要管大事。这个中间也有些矛盾。清华还是很能够坚持教授治校这个制度的。”

教授治校，保证学校权力集中用于教学事业，不被其他目的异化。教授治校，是在一个文化精神十分透明、价值观念纯净一致的环境中行之有效的体制。教授们“为人师表”的人品和相互监督，例如刘文典的被解聘，表明教授们不允许滥用学术名声破坏公德的准则。

易君博先生说“教授议政”在不同时代都存在风险。

那时候教授是论政的，很多话都是联大张奚若讲的。因为当时认为蒋介石的态度太滥，认为这是不好的道路，所以张奚若不断地批评。他是当时的国会参政员。他批评政府有很多缺点，很激烈的。有些时候是他做主席，有些时候是张伯苓先生做。

蒋先生就说：你不要讲了。张教授说：我今天要讲，我只讲这一次。然后他就回到昆明，不去了。所以，以后就跟重庆政府关系弄得很不好，他几乎就不到重庆去了。

批评时政，所得到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闻一多先生讲得很多，吴晗讲得很多，还有李公朴，他是社会人士。他们这几个人讲话批评政府，相当厉害。所以政府就用不好的办法对付他们，最终丧命。

我有一个感想，教授校内“治校”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校外论政”，应该有一个适可而止的办法。不然你一个血肉之躯去对抗这样一个不理性的政府，那是很糟糕的。

在台的这些老校友，对于政治已经持一种淡定态度，他们历经沧桑，讲起话来比较客观，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一种倾向。易君博学长关于“教授论政”的思考，对于校园与政治的关系，是经过血的教训而得出的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