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金线_第二十四章 吸往磁礁

在走近死亡。前侯爵老爷，我向你保证，我仍将为你效悲惨不幸之劳。

遭难人 加贝勒

于巴黎阿巴依监狱

1792年6月21日

读完这封信，达尔奈心中潜伏着的不安突然爆发出来。一个老仆人，又是一个好仆人，他唯一的罪行只是由于对他和他的家族忠心耿耿，如今他面临着生命危险，他心中感到深深的内疚。当他在圣堂区内来回走动，考虑该怎么办时，几乎不敢把脸对着过往的行人。

他很清楚，虽然他深恶痛绝使那古老家族的劣迹恶名登峰造极的罪行，虽然他憎恨而且信不过自己的叔父，虽然他内心十分厌恶人们期望他来支撑的那座正在崩溃的大厦，他所采取的行动却是很不彻底的。他很清楚，虽说他早就有意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由于爱上了露西，在这件事情上做得过于匆忙，不够周全。他知道，他本该按部就班地实施，还应该进行监督，他是打算这么做的，可是始终没有实现。

他在英国有一个自己选择的美满家庭，他必须一直积极地工作。时局骤变，困难重重，种种变故接踵而来，而且来得那么迅速，上星期还未考虑成熟的计划，往往会被这星期的事态推翻，而下星期事态又会使一切从头做起。他很清楚，在这种种环境压力之下，他屈服了——心中并非没有不安，可是也没有持续不断、再接再厉地加以抵制。他一直在等待行动的时机，可是局势变幻莫测，时间都白白地过去了，贵族们却成群结队地沿着大道小路逃离法国，他们的财产正遭到没收、毁坏，他们的名位正在被抹杀、取消。对这些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对法国任何一个可能为此指控他的新政权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不过，他没有压迫过任何人，也没有关押过任何人，他不但从来不曾横征暴敛，还自愿放弃了这些权益，投身于一个自己毫无特权可享的世界，赢得了一席栖身之地，挣得了温饱的生活。加贝勒先生按照他的书面指示，经管着那业已败落、困难重重的庄园，体恤人民的困境，把那儿所能给的一点点东西都给了他们——冬天，给他们一点儿债主没有拿光的燃料；夏天，给他们一点儿也是从债主手中救下的出产——毫无疑问，为了自身的安全，加贝勒先生必定已经提出这些事实来为自己辩护，因而这些情况现在是不可能不清楚的。

这一切促使查尔斯·达尔奈不计后果地下定了决心——他必须去巴黎。

是的，就像古老传说中那个航海者一样，狂风和急流把他驱进磁礁的吸力范围之内，它吸住了他，他非去不可。他脑子里浮现出的每一件事都催促着他，愈来愈快、愈来愈坚定地把他推向那可怕的吸力。他内心深感不安的是，在他那不幸的祖国，有人正在用种种罪恶的手段来达到罪恶的目的，而自知比他们略胜一筹的他不在那儿，没能做些事来制止流血，维护仁爱和人道的主张。他怀着这种半是不安半是自责的心情，拿自己和那位责任感如此强烈的勇敢的老先生做了比较，觉得自己差得太远了；继而是老爷们那些深深刺痛他的讥笑，还有斯特里弗那出于宿怨而发的粗俗恶毒的嘲讽，还有加贝勒的来信——一个生命危在旦夕的无辜囚徒向他的正义感、人格和名誉发出的呼吁。

他下定了决心，他必须去巴黎。

是的，那磁礁吸住了他，他必须向前驶去，直到触礁为止。他并不知道有什么礁石，他几乎看不到任何危险。虽说他以前做得不彻底，可是所做的那一切已经足以证明他怀有良好的意愿，只要他亲自去法国加以表白，人们一定会以感激之情认可他的这种好意。许多好心肠的人往往会一厢情愿地过分夸大自己做的好事，从而产生了过分乐观的幻想。达尔奈先生也是这样，他甚至幻想着自己可以运用某种影响，去左右这场凶猛可怕、失去控制的大革命。

他怀着既定的决心来回踱着步，觉得在出发之前绝不能让露西或者她父亲知道这件事。应该让露西免受离别的痛苦，而他的父亲一向不愿意回想那凶险的旧地，只能等走完这一步，再让他知道这件事，免得他担心和忧虑。他一向竭力避免引起医生对于法国旧事的回忆，因而没有对他说过自己对产业处理得不彻底的情况，而这也影响了他现在打算采取的行动。

他来回踱着步，思绪万千，一直到该回台尔森银行给洛里先生送行的时候。待他到了巴黎，他会马上去见这位老朋友，可是现在他绝不能泄露自己的意图。

一辆套有几匹驿马的马车已经停在银行的大门口，杰里也已换上靴子，整装待发了。

“我已经把那封信转交给他本人了，”查尔斯·达尔奈对洛里先生说，“我没有同意让你带书面答复去，不过，也许你会答应捎一个口信去吧？”

“好的，我乐意，”洛里先生说，“只要没有危险。”

“绝对没有危险。不过，口信是捎给阿巴依监狱里一个犯人的。”

“他叫什么？”洛里先生手里拿着打开的记事本问道。

“加贝勒。”

“加贝勒。要给这个不幸的犯人加贝勒捎什么口信呢？”

“很简单，就说：‘信已收到，马上来。’”

“要说时间吗？”

“他将在明天晚上启程。”

“要说姓名吗？”

“不用。”

他帮洛里先生穿上层层外衣和大衣，跟他一起从这家老银行的温暖房子里走进弗利特街的蒙蒙雾气中。“问露西好，问小露西好，”洛里先生在分手时说，“好好照料她们，等我回来。”查尔斯·达尔奈摇了摇头，诡秘地笑了笑，马车就辚辚地驶远了。

那天夜里——八月十四日——他睡得很晚，写了两封情感炽烈的信：一封是写给露西的，向她解释，由于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必须去巴黎，并且详细地向她历数了种种理由，深信自己绝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另一封是写给医生的，托他照料露西和他的爱女，并且极为自信地把上述的话又讲了一遍。他对他们俩说，他一到巴黎，就会立即给他们写信，证明他安然无恙。

这是难熬的一天，因为他整天和他们待在一起，却第一次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有所保留。要把这一出自善意的骗局安排得使他们深信不疑，是一件棘手的事。他满怀柔情地看着妻子那无忧无虑、忙忙碌碌的样子，决心不把即将发生的事告诉她（没有她那安详从容地帮助，他做起任何事情来都感到不自在，因而好几次他几乎要想向她和盘托出）。白天终于很快过去了。傍晚时分，他拥抱了她，也拥抱了和她同名而且同样可亲可爱的小宝贝儿，装作出去一会儿就回来的样子（假托有个约会须外出一下，私下里准备好一手提箱衣物），走进了阴沉沉的街上阴沉沉的雾气中，而他的心情更加阴沉。

此时，那无形的力量正迅速地将他吸引过去，而且急流和狂风更是使劲儿地在一旁推波助澜。他把两封信交给一个可靠的差役，叮嘱他在午夜前半小时送到，不可提前。然后，他雇了一匹去多佛尔的马，启程了。“为了对上帝、对正义、对仁慈，以及对你那高贵姓氏的荣誉的爱！”这是那可怜的囚徒的呼声。当他抛下世上所爱的一切，朝着那磁礁漂去时，这一呼声使他的决心更加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