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奇的经历

这使我很不痛快。我想对此嗤之以鼻，可是当时的局势的确很紧张，不是对稍微可疑的事情嗤之以鼻的时候。当时在北方，周围发生的所有事都令我们随时保持警觉。我想到这个孩子来自南方——路易斯安那，最靠南的地方——忽然有点儿不安。

我下命令雷伯恩处理一下这件事，心里却隐隐作痛，仿佛一个父亲要去做羞辱和伤害孩子的事情。我命令雷伯恩不要声张，等候时机，想办法搞到一些那个孩子写过的纸张，不要让他发觉。我还特别指示他不要轻举妄动，以免让那个孩子发现自己被监视。我也下令让那个孩子拥有原先的行动自由，但是每当他去市镇时，都要派人跟踪他。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雷伯恩又向我报告了几次，但都毫无结果。这个孩子还是在写东西，每当雷伯恩靠近，他都会满不在乎地把纸张塞进口袋。他曾经去市镇里一个废弃的马棚两次，待了一两分钟就出来了。我们对这类事情要重视起来——看起来真的有点儿古怪。

我得承认，我越来越不安。我回到我私人的住处，把副司令找来——一个很有智慧和判断力的军官，詹姆斯·沃森·韦伯将军的儿子。他很惊讶，也很不安。我们就此事谈了很久，最后决定进行秘密搜查。我亲自去查。

凌晨两点，有人叫醒了我。不一会儿，我就到了军乐队的营区。在打鼾的士兵中，我匍匐前进，终于爬到了那个正在沉睡的流浪儿床前。我没有惊扰任何人，就拿到了他的衣服和背包，又悄悄地爬了出去。

我回到自己住处时，韦伯还在等着，急切地想知道结果。我们立刻开始检查。结果我们大失所望，口袋里只有白纸、铅笔，还有折刀和孩子们那些杂七杂八没用的东西。我们又满怀希望去搜查背包。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只有一本《圣经》，扉页上写着：“陌生人，看在他母亲的分儿上，善待这个孩子。”

我看了一眼韦伯——他垂下眼帘，又看了一眼我。我也垂下了眼帘。我们两人都默不作声。我把这本书恭敬地放回原处。韦伯起身，一言不发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我打起精神完成这个令人有点儿羞愧的任务——把东西送回原处，像先前一样爬来爬去。这似乎和我做的这件事很适宜。

做完之后，坦率地讲，我很高兴。

第二天中午，雷伯恩照常来报告。我截住他的话，说：“结束对这件事的调查吧。我们错怪这个可怜的孩子了，他就像赞美诗一样，不会妨害我们。”

军士很惊讶，说：“您知道，您下过命令，我还真的弄到了一点儿他写的东西。”

“哦，写的什么？你又是怎么弄到的？”

“我从钥匙孔里发现他在写字。于是，我算计着他快写完的时候，就轻轻咳嗽了一声。我看见他把写的东西揉成一团，扔进了炉火中，还东张西望看看有没有人来。然后他就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显得很轻松。接着，我走进去，舒服地待了一会儿，再打发他出去办事。他也不慌不忙，就出去了。炉里是煤火，刚生起来。他的纸团丢到一大块煤后面，可我还是弄出来了。这个就是，火甚至一点儿都没烧到，您看。”

我拿起字条，看了一两句。然后我让军士

出去，并让他把韦伯找来。字条上面写的是：

特朗布尔要塞，8号

上校，上次我写错了那三尊大炮的口径。那是放十八磅炮弹的。其余的武器装备都是正确的。驻防情况没有变化，上次提到要上前线的两连轻步兵现在还驻扎在这里——要待多久还需调查，但是很快应能查清楚。我们相信就现状看来，最好暂时不动，且等——

信到这儿就断了，应该是雷伯恩咳嗽了一声，打断了他，他没有写下去。这种行为曝光，我的心头仿佛受到了沉重一击，我对这孩子的感情和悲悯马上消失了。

这些先不说。现在出问题了，而且是迫在眉睫的严重问题。韦伯和我翻来覆去地考虑了很久，认真研究一番。

韦伯说：“他没写完就被打断了，真可惜！他们显然有某个行动要推迟，且等——等到什么时候，又是什么行动呢？他本来要说的，这个假装虔诚的浑蛋！”

“是的，”我说，“我们错过了一次机会。信里的‘我们’是谁？是驻防部队里面的同党还是外面的人呢？”

那个“我们”含义很深，令人心烦。但是也不值得猜来猜去，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首先，我们决定双人上岗，尽力加强防范。其次，我们考虑叫来威克洛，让他交代一切。可是这么做似乎不大明智，要等其他的办法无效再说。我们必须设法弄到更多他写的东西。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威克洛从没去过邮局，也许市镇里那个废弃的马棚就是联络点。我们把我的心腹办事员找来——一个名叫斯特恩的德国人，有侦察的天赋——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叫他设法去解开谜团。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得到消息——威克洛又在写东西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要请假去市镇里。他们在他动身之前，故意拖延了他一阵。斯特恩趁机赶紧跑去马棚，藏在那里。随后他就看见威克洛很轻松地走进去，左顾右盼了一番，然后把东西藏在角落的垃圾堆下，就离开了。斯特恩赶紧找到隐藏的东西——正是一封信——带了回来。上面没有收信的姓名地址，也没有发信人的签名。信的开头是我们之前已经看过的部分，接下来写道：

我们认为最好暂时不动，且等那两连人开走再说。我们内部这四个人是这么想的，还没和其他人沟通过——以免引人注意。我说四个人，是因为我们已失去两个人——他们入伍不久，刚加入驻军就被派到前线去了。现在急需两个人来补缺。走了的那两个是从三十英里海岬来的两兄弟。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透露，我不放心这种通信方式，我会尝试另用他法。

“这个浑蛋！”韦伯说，“谁会想到他是个间谍呢？不过，不用管这些了，我们把这些细节综合起来考虑一番，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一、我们中间有一个间谍，而且我们知道他是谁；二、我们中间还有三个我们不知道姓名的间谍；三、这些间谍都是经过现在这种简便的入伍手续混进来的——很显然其中有两个被运到了前线；四、还有间谍的帮手在外围，不知道有几个人；五、威克洛还有非常重要的情报要泄露，他不用‘这种通信方式’，而要‘另用他法’。目前看来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要不要抓威克洛，叫他招供呢？或者去抓在马棚里接头的人？或者，我们暂时也按兵不动，去调查更多线索？”

我们决定采取最后一种办法。我们断定现在还不必紧急处理，因为很显然那些间谍打算等两个轻步兵连去前线后再行动。我们对斯特恩充分授权，叫他尽快查清威克洛的另一种通信方法。我们打算行一着险棋，使间谍毫不怀疑，尽量拖延时间。所以，我们命令斯特恩马上动身去马棚，如果一切顺利，就把威克洛的信仍旧藏到原处，等人去取。

那天一直到天黑，也没有其他动静。夜里很冷，下着雨雪，大风咆哮。可是，那一夜我还是从温暖的床上爬起来好几次，出去亲自巡夜，检查是否有什么事情发生。每个岗哨都在认真防范。我发现他们个个都全神贯注地警戒着。显然有一些神秘的谣言已经开始在营区散播，双人上岗就更说明确有其事了。

有一天黎明前，我碰见了韦伯。他正顶着寒风来回巡视，我这才知道原来他也做了好几次同样的事，确认一切安然无恙后，他才放心。

第二天，事情稍稍有一点儿进展。威克洛又写了一封信。斯特恩比他先一步赶到马棚，亲眼看见他藏了那封信。威克洛刚走开，斯特恩就把信拿到手，然后跟出来，远远地监视着他。他背后还跟着一个便衣侦探。出于稳妥，我们觉得他随时可能需要法律援助。

威克洛跑到火车站，在那里徘徊，一直等到从纽约来的列车到站。当乘客从火车上拥出来时，他就仔细观察他们的脸。不一会儿，一位老绅士戴着绿色的护目镜，拄着手杖，腿脚不灵便地走过来，在威克洛附近站住，急切地左顾右盼。威克洛立刻飞跑上前，把一封信一样的东西塞在他手里，然后匆匆离去，消失在人群中。斯特恩立刻上前抢过那位老先生刚刚收到的东西。经过跟在他身后的便衣侦探身边时，他匆忙地对他说：“跟住那个老先生，别让他跑了。”然后斯特恩连忙随着人群跑开，回到要塞。

我们一见面就立刻关上门坐下，让外面的守卫站好岗，不让任何人来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