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又见嘉和走了出来收拾残局。原来细心多谋的嘉和揣摸了良久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这吓傻的孩子除了自己同类的声音听得进去，别的一概没有效果。看来他们的第一次的无政府主义实践就只好破产了，因为孩子们根本不信任他们，也不知道这些人把他OJ弄进这大院里来究竟干啥，或者他们还会以为这些人是人贩子呢，把他们洗干净喂饱了卖掉。
结果，在这件事上嘉和第一次没有请示嘉平，他开了后花园门，这些乞儿们，打哪里来的，也就打哪里走了。他们倒很开心，还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他们在后花园里厮混了一日，到夜里，他们开始怀念流浪生涯了。夏天的西子湖，六吊桥下，便是他们的房屋，他们才不稀罕
什么“孤儿院”呢！
嘉和仿佛和那些孩子心有灵犀，他让家人们各自回房干自己的，然后他独自一人等候那孩子下来。嘉和身上天生一种茶般的亲和力，使人01对他不加设防；他还有一种安全感，与人平起平坐的样子，不像嘉平有救世主的精神，又有法官的咄咄逼人神态。总之最后的结果是乞儿们作鸟兽散，重返流浪王国。而那只历经惊吓的曼生壶，也别来无恙地重新安放到花木深房的禅桌之上了。大厅里灯火通明，老板娘沈绿爱正在重整旗鼓收拾河山。行了，胡闹到此结束，什么挑水下厨下人们都去吃茶，这样的荒唐事情也就此罢休了。大家各就各位，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虽然瞎折腾没多久，但大家都有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大家嘴里都翻来覆去地嚼着那个“茶”字。大家都觉得，这个夏天它被冷落了，大家都有一种负疚感。但是不要紧，明天就正常了。谁也不反对要回青岛，谁也不反对抵制日货。但茶是中国人的，要买茶，要卖茶，这是忘忧茶庄赖以生存的两大基本原则。从前，大家由着嘉平胡闹，是看在老板娘面上，如今老板娘发话了，谁还怕那初生的牛犊去？那一年春节，是嘉平的异常落寞之节。在此之前，他的一些同道中人纷纷北上，寻求新人生去了。他因了家庭的经济控制而寸步难行，在家中栖洒惶惶的，倒像是一只丧家之犬。
嘉和平时也是落寞时多，激烈时少。不能说他对这个冬天的失落没什么感受，我们只能说是他对失落的承受力比较强罢了。在他看来，生活本来就是如此地沉闷，沉闷是我们一生主要感受的生活方式。不沉闷，不过是沉闷之间的亮丽的喘息之隙罢了。
所以他对自己的沉闷并非不可承受，使他越来越受不了的倒是弟弟嘉平的状态。弟弟不能承受苦闷的样子使他心潮难平。关键是他非常理解嘉平，他甚至理解到有了通感的地步。他也失眠了，他也为无所事事而暴躁了。他知道如果不是嘉平他不会这样，他是被嘉平急出来的。为了平息嘉平那种急躁不安的心绪，他曾经建议嘉平与他一起上虎跑寺拜访弘一法师，也就是没有教过他们的一师先生李叔同。嘉平一向对这种逆常规之举饶有兴趣，在他看来一切标新立异之举亦都是反叛之举，而他当下的生命表现形式就是反叛。他已经不跟父母亲说话了，走进走出一张脸绷得像鼓皮，绿爱对这个宝贝心肝儿子一筹莫展。她不明白，儿子养到十七八岁，怎么倒越养越像是陌路人了。
话说嘉平跟着嘉和倒是真的上了一趟虎跑寺，他们在寺外山墙边绕了好几圈，嘉和犹疑来犹疑去不敢去通告山人吾辈来也。山风掠过山寺，风吹草动，梵音无声，一片的大寂。嘉和想弘一法师不会走出这样的寂静的。嘉平倒是不耐烦了，他想山中的超脱安详，亦不过如此，不食人间烟火也未必能够给人带来什么出路。但他也不想为难嘉和，他对他的哥哥嘉和，还是从心底里热爱的，他还把他看成是他的亲密的叛逆战友。
最后嘉和被自己的犹豫不决折磨得终于败下阵来了，他们垂头丧气地在一片暮露之中下了山。不料天空又飘起了小雨，在杭州的忧愁的雨巷中穿于地行走着，没有丁香花，也够愁死人的了。小哥俩的黑浓的头发上缀满了小水珠子，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
茶可真是件怪事，永远也琢磨不透它的。
撮着跟在嘉和后面絮絮叨叨地，骄傲中透着凄凉：“你茶清爷爷在的时候，往这走廊上一站，百十来人，那是气都不敢吭一声的。他走路的样子，慢慢地，慢慢地，像是在水上飘；突然，‘唆’的一下子，就箭一样射了过去。嘉和，这个地方你要常来的。”
“为什么？”
“茶清伯的魂灵在这里飘呢。他是死不甘心的呢。”
“为什么？”
嘉和回过头来，撮着怕惊得一把就捂住了自己的嘴——嘉和那侧过脸来斜包着眼色的神情，和那个死去的人太像了！
嘉和看着老家人吃惊的神情，不解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一层幼稚的疑惑就附在脸上了。撮着伯松了口气，现在的这张脸叫他放心。许多年过去了，他依旧害怕那张眼睛发绿的脸。在忘优茶庄，吴茶清的魂灵始终还在那梁柱间隐隐现现呢。
嘉平大喊大叫的声音就在这样的时候冲散了这不肯离去的魂魄，他手里拿着一封信，气急败坏地喊着：“学校……来信了，经校长……被撤职了……走，走，同学们都去学校了……”
嘉和二话不说，跟着嘉平就跑。撮着伯木愣愣地看着两个少爷跑得无影无踪，空旷旷的大场子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愣了半天，对空中作了揖：“茶清伯，我晓得你不放心，你走不开，你眼珠瞪着我们。茶清伯，我们是真不晓得怎么办了。茶清伯，你保佑保佑我们吧……”
1919年五四以后的“一师”，是教育厅和给绅01的对头。经亨颐这个当校长的，竟也和嘉平一样地激进，因此便被取了个外号叫“经独头”。
经亨颐的第一条罪状是废孔。其实说到废孔也很简单，学堂每年都要到孔庙会祭孔，谓“丁祭典礼”，原来杭州师范生是要参加“俏舞于庭”队伍的，而经师则为重要的陪祭官，五四之后，清朝的遗老遗少们都在想，看你经亨颐来还是不来？经亨颐偏不来，他找了个借口，跑到山西开会去了，一时“大逆不道”，为日后的倒经运动埋下祸根一条。
经亨颐的另一条罪状是支持“四大金刚”搞教育革命。四大金刚者：夏丐尊、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
五四前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领了文化革命之先的，而文学之革命，则自革文言文之命始。
改授文言文为国语，原是一师教育改革的一项内容。经师以为“经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学生，实在是错了人生”，故废读经课，聘夏、陈、刘、李为国文主任教员。这在“之乎者也”满天飞的当时，犹如长衫堆里冲进个赤脚的短裤党。
聘请四大金刚，埋下了倒经运动的第二条祸根。
经亨颐的第三条罪状，便是“默许”施存统非孝了。
这篇发表在学生刊物《浙江新潮》上，被那些道貌岸然者惊呼为洪水猛兽的、红头发绿眉毛的《非孝》，其中心思想，不过是主张在家庭中用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罢了。原来，施存统母亲生了重病，他赶回金华老家一看，一件破单衣，一些冷硬饭，没人医治，没人照料。家人把钱宁愿花在求神求鬼做寿衣上，也不愿给她添床棉被做件衣服穿，说：“活人要紧，她横竖迟早就要死的。”施存统再三恳求父亲，父亲不理。施存统两夜睡不着，想：我是做孝子呢，还是不做孝子呢？
我是在家呢，还是回校呢？
我要做孝子做得到么？
我对于父亲要不要一样地孝呢？一样地孝是不冲突的么？我究竟怎么样孝法呢？我做孝子于父母有利么？
我在家看到母死就算是孝子吗？
我能够忍得住么？我不会比母先死吗？我死了，于母亲又有什么利益呢？